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遍及大江南北各地。

按照广为流传的说法，不少青皮流氓见风使舵加入了西方人的教会，成为教民，反过来压迫中国人。

比如说，《李富贵》一书中，李富贵便第一时间做了汉奸二鬼子，投靠了教会，并依靠神父的信任左右逢源。

而后世不少“学者”也指出，无知的愚民不可理喻，才是造成了与教会的冲突，洋人神父和修女们，都是品德高尚，慈悲怜悯的。

他们建医院，办学校，抚养孤儿，乐善好施。

至今我国不少医院、学校的历史都可以上述到教会时期，并且将它们的创办人描绘为为了中国人民无私奉献的超级大圣人。

但是深知自中世纪以来，及至后世，这些家伙的种种丑态，朱富贵向来是不吝以最恶毒的想法来推测耶教的布道者的。

因为大明一贯以来旗帜鲜明的反耶教形象，并且痛击天主孝子，大明在基督世界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洪水猛兽。

哪怕就算是大明的盟友普鲁士与大明交往的时候，也只谈凯撒，不谈上帝。

这事就没法谈，一谈就得掀桌子。

好在普鲁士人与土鸡一向合作愉快，有着与异教徒交流的充足经验。

加上俾斯麦的务实作风，大明与他们的交流还算愉快。

总之，无论新教、天主教又或者东正教，都将大明视之为敌人。

当大明借助左李二人基本控制江南地区之后，大批的传教士前往了天津、河北等地。

而如今，鬼子六虽然被杏贞罢免了总理衙门一职，但30岁的杏贞毕竟不是50岁的杏贞，没有那个手腕和控制力，鬼子六依然保留着天津的基本盘。

洋人到了鬼子六的地盘，那自然是如鱼得水，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