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名声，不动刑，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查清真相，同时对自己的人习惯妥协，门户之见强烈，这样的杨涟自然是没法用的。

在东林党里面，杨涟不能用，那谁能用？朱由校已经没心情也没有想法去一一甄别了。

既然如此，那索性就将他们给打倒。

当然了，这个打倒不光是肉体上的消灭，同时也是思想上的消灭，大明需要新的思想。

“看来只能在昏君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啊！”朱由校很无奈的叹了一口气，身子向后仰了仰。

明末的思想争论，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被称为明末新思潮。

这种新思潮和明朝中晚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文化思潮变化有密切关系。

从心学突破理学的思想桎梏开始，明代的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士大夫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农耕经济，而是一种大地主、破产农民的奴隶主、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保护伞集合。

他们的政治诉求必然带有去监管、弱行政化的特点，但是由于明朝本身制度决定了中古时期的商品经济形式受限，所以这些士大夫所有的财富又被限制于土地，国家财政缺口越大越加税，税全部被转嫁到普通农民头上，一条鞭法执行的越到位，越可能加剧农民破产。

在这样迫切的时候，必然需要新的思想出现，讲学之风盛行，东林党也就应运而生了。

政治上他们倡导清廉吏治、唯才是举，破格提拔人才。至于谁才是人才？那当然是他们的人。

在赋税上，他们倡导不与民争利，少收税，要收税也只能从自耕农身上收税。自耕农的税越重，他们破产的就越快，他们破产的越快，东林党的这些人带的地主官僚就越强大。

到时候就是烽烟四起，天下板荡，然后大家一起完蛋。

可是即便知道是这样，这些党人也管不住自己的手。钱放在眼前，你会不赚？纳税的钱能省下，你会不省？

别说这个时代，后世的人也没这个觉悟。

想要收拾这些地主士绅，靠的只能是严苛峻法，是强权。你不交，那我就是收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