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军屯的形式，直接导致兵将分离。

其后果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武将在军中丧失威信，所以才会发生某地兵变，游击将军前去安抚，反被乱兵吊起射死这种奇葩事。

明初这种军事建设的蓝图，不久便因边患的日益加剧而改变，特别是九边重镇这些地区，临时性的调兵遣将更是家常便饭。

宣德年间，开始针对卫所制度有尝试性的改革，但都是点到即止，很少有太平皇帝肯去碰这种东西。

直到嘉靖年间，卫所制度才收到了第一次冲击。

先是山西、陕西两地总兵变成常设，而后，又将广东、广西、贵州、湖广原本的两名总兵，增设为四名总兵，改福建、保定副总兵为总兵。

万历年间，增设总兵于临洮、山海关。

在天启元年，朱由校也曾增设登莱巡抚，专为东江镇提供物资支持，相应的，登莱总兵一职也在几月后登场，这些都阴差阳错造成了军事制度的改变。

其实到现在，经过宣德、嘉靖几代帝王的努力，明代的卫所军事制度，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总兵官已然取代原来都指挥使的地位，成为地方最高武职官员。

“洪永以后，边患日棘，大将之设，遂成常员。镇守权重，都统势轻，卫所精锐，悉从抽选，于是正奇参守之官设而卫所徒存老家之名。”

这种制度一些史籍称之为镇戍镇，但朱由校觉得，这就是经过近百年来的尝试，发现可以代替卫所制度的营兵制。

只不过历史上很可惜。

终明一朝，营兵往往只是用罢即裁，精锐营兵自卫所抽调，战后复归于卫，这只起到了缓和作用，没多久依然会造成这些精锐军事力量的流失。

朱由校要做的，就是把嘉靖朝出现的营兵制度加以改善，和后来鞑清的绿营兵制结合，组成一种全新的军事制度。

最后，再把这种营兵，变成如当下卫所一样的全国各地常设军事据点，而不是用罢即裁。

这种崭新的营兵制，将取代现有的卫所制度，将大明的军事实力推上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