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小阉默默走进西暖阁，抱起六十余份本子，转身就走。

朱由校伸了个懒腰，在心中默默感叹，在明代做皇帝，这真不是个让人省心的活。

还不只是不能省心，想要事事握在手里，想要加强中央集权，就得每一份本子都亲自过问、御批。

设立军机房，只是为以后发圣旨能方便点，慢慢形成绕过内阁，从司礼监拟旨，自军机房直发的模式。

现在的军机房，还不是后世鞑清的完全体军机处，但已经在自己这个皇帝有意无意的重权下，作用越来越大。

当然，光批本子还不行。

这六十多份奏疏批完，就得是六十多道谕令，上行下效！不然和后世崇祯皇弟一样，花力气费工夫批完却不顶什么用，那怎么行？

保障这六十多道谕令下达至地方的要素，其一是要有兵权，其二是要有听命的官僚系统，其三，就是要有相应的监察有司。

督办司、东厂，还有至今只有朱由校自己才知道的较事府，都是这种机构，专门为皇帝服务。

某个地方接到谕令后，官员依旧我行我素，督办司和东厂的作用就来了，他们会搜集罪证，奏往京师。

朱由校会使用这些证据以绝人之口，堂堂正正把那些不停自己话的地方官，换成听话的。

时间一久，地方上就会有所掌控。

天启二年逐渐开始的各种灾难，对大明朝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也有好处，那就是让朱由校不用再去编排什么理由，可以名正言顺的开始大力整顿朝廷官员。

山东三省大震，朱由校提拔了一批以温体仁、杨嗣昌为首的保皇派新锐文官，他们现在已经在基层任职，发光发亮。

这次黄河决口，灌淹南直隶睢宁一百五十余里也不是什么小事，地方官府无为已是众口铄金的结果。

根本不需要朱由校再去用《京报》造什么势，直接下谕换一批官员就行了，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朝廷赈灾救民的当口，绝对不会有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