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界限抓到的，那叫“犯罪未遂”，未遂才是惩罚的起步门槛。

而且这也符合最近李素推行的新哲学思想、官方意识形态：传统腐儒那一套，就是定个谁都做不到的超高道德标准，然后和稀泥，把别人拉下水。

既然现在李素要搞“把不太缺德的人跟缺德的区分开来”，那当然要把道德的评判颗粒度细化。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渐渐用法制来强化和辅助道德，搞“论迹不论心”，渐渐取代之前汉朝“春秋决狱”里的“论心定罪”。

心里想过邪恶的事情，但只要没做，那就是好人，至少不能是法律要惩处的对象。

当然这不是说动机和主观心态就完全不重要了。只是说动机和心态要跟行为结合了看，在有行为的前提下，进一步判定主观恶性。故意肯定比过失严重，直接故意肯定比间接故意严重。

说白了，就是渐渐往现代法治理念里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靠拢。

李丞相治国，从来不是空喊一个口号，不管怎么落地的。他都是一边写意识形态著作，一边已经在琢磨如何把空泛务虚的意识形态进步，落实到现实政治治理中。

而稍稍学过法理学的都知道，任何关于善恶评价、社会价值导向的治理，毫无疑问最关键的都是一个“道德的法律强制问题”。

所以李素的思路自然而然往这个方向琢磨、往这个方向靠拢，也就很容易想到了。

……

此时此刻，作为李素新政最初萌芽的代言人和实践者，管宁也是费了好大的劲，跟举子们解释了朝廷的司法精神。

听朝廷的态度如此宽仁、而且有法可依一碗水端平，绝大多数举子自然是不再闹事了。毕竟多抓几个作弊的，也提高不了多少实质的录取率。

个别混不吝脑子转不过来，或者是年轻不差这一届的，还想揪着不放博个名声。但很快也发现无的放矢——因为朝廷压根儿就懒得问“那个闹事的是谁？给我记下来”。

如今的举子，心态跟东汉末年的太学生是差不多的，就是想靠仗义执言出名。被官府怼的时候，如果记下了你的名字，甚至将来打击报复你，那都是会在士林得到名声的，所以才有那么多“党锢之祸”嘛。

官府和颜悦色跟你解释，都懒得打击报复你，连问名字的机会都不给，反而让喷子们无所适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