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乍一听这个数字的文官，下意识觉得刘巴和李素的过路费收费标准太黑了。

直接相当于五百里水路运费？那岂不是远远超过一船货物货值的百分之二？那可比原本的传统过路关税贵多了！

但转念一想，这些新基础设施就是朝廷筹资建的，觉得不划算不走不就是了么，朝廷又没逼你走。钱的事情让商人自己去算账决定划不划算，买定离手，倒也靠谱。

这只是给人民多一个选项，标价高一点又何妨？

“如果只是这样算账，似乎变法之后，‘过路商税’、‘过路费’分开，看似运输环节收的税少了，朝廷在民间商人运输环节收的总钱数，反而有可能上升。

不过这是建立在民间商业繁荣、原本不愿意跑的远途贸易都被激发出来的情况下的，所以倒也不是与民争利，是凭空多出来的流转之利，官民分享……”

一些文官内心不由自主如此认为，尤其以民部的孙乾为首。

虽然这种认知有点反常识，毕竟古人认为商业流通环节是不创造物质财富的，而且应该绝对鼓励节俭不鼓励消费，所以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不对劲……

这种想法，跟后世司马光最初反对王安石商税改革、国家把专卖权定价卖给商人时，是差不多的。

司马光反驳王安石的理由就是：“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那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

觉得天下物质财富就那么多，朝廷要多用只能是从百姓手里抢，不能靠“发展生产力创造新财富、把蛋糕做大”。

司马光的想法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看来，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汉末比宋朝还远古落后，比司马光还想不通的迂腐古板之徒可谓大有人在。

只不过李司空位高权重，刘尚书所言也貌似井井有条，一时不知道怎么反驳。

李素的变法内容，也确实比后世的王安石更加高明。加上外敌威胁导致的变法压力，他们不理解也只能选择先接受、再慢慢理解。

……

刘备赐宴结束后，有司官员稍作休息，就加班继续午后的商讨。

因为参与的朝臣人数变少，场面也没那么严谨了，刘备非常大度地给参与御前讨论的群臣都赐了坐席，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之前站了一上午也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