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从谏如流地往下问：“那依你之见，建设南阳颍川运河的劳力，该如何征发？征发多少？如何补偿？如何筹资？”

李素已经想好了答案：“让这两年扩军的新兵兵源来服役搞建设，按照战时给军饷和给养，以军法管理。

去年我军扩军了八万，可机动远征的主力军，从三十二万扩军到了四十万。这八万人其实只是打了没几场仗，明年闲下来可以继续去服工役，带高额军饷。

别的闲置下来的部队也可以抽一部分，保持军事化管理。

而且，今年歼灭了那么多袁绍和江东的部队，可以劳役之后加以改编。民间再继续加大对南阳郡周边人口过于稠密、人多田少地区的征发，正好再凑十万新军。

如此，朝廷可以长途远征的精兵，扩充到五十万，未来作为一统天下的基础，相信未来彻底消灭袁、曹的过程中，都不用再扩军了。

未来数年征袁曹时再有俘虏，就遣其老弱归农。精壮者转为地方卫戍、民兵乡勇、工程徭役兵。大汉朝未来太平之后，保持五十万朝廷直属的精锐常备军就足够了，甚至还能逐步转一部分到二线，到时候视情况再定，要看四夷的威胁强弱而定。”

李素从来不认为一项政治制度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更晚、就一定比出现时间更早的制度有优越性。

适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

后世他看到一些历史网络小说写手，喜欢为了降低读者认知成本，就吹嘘“后出现的更先进”，但这事儿真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六朝到唐初的府兵制，当然有制度上的先进性，在兵力动员效率和节约国家财政方面，也确实有优势。

但府兵制对于形成军阀这个问题上是有弊端的，藩镇的出现跟府兵制的残余也有关系。唐朝人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唐中期、后期，租庸调和两税法等措施缓解财政压力时，朝廷也试过改募兵制。

宋朝有钱之后，吸取唐朝藩镇和军阀教训，宁可多花钱也要募兵制。

汉朝严格来说，中后期一直是有募兵制的，只是因为天下太平、四夷威胁也小，所以常备军规模不大，募兵制花钱多的缺点也就不明显。

到汉末四夷威胁大了之后，募兵常备军规模要简单倍增，财政一下子就垮了，这才有段颎平凉、一年多花掉桓帝朝廷44个亿军费。

说到底，中国古代是在征兵和募兵之间反复横跳，不存在一种绝对比另一种先进，看朝廷的主要矛盾是军阀分离倾向还是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