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终的结果，充其量只是在一次次的主动进攻中，帮李素把一个个概念定义得更加精准，把其他才疏学浅者可能遇到的误解都压力测试排查了出来。

一个月的著书立说时光过得很快。

李素每天上午跟蔡邕讨论如何写正经。

下午接受蔡琰的提问、由蔡琰记录辨析注释的内容。

蔡琰也还算知恩图报，知道跟着李素做学问，也能捞到自己的著述，对李素非常礼貌，完全形成了对师兄应有的尊重。

每次李素想得神思疲乏了，蔡琰都会亲手帮李素温酒喝提提神、弹弹琴催催眠，以便让李素恢复精力后，再重新拉着李素做学问、把他的精力再次榨干。

这种生活虽然辛苦，但是在问对的过程中，李素也琢磨明白了一些意外收获：这种事儿，实在是太适合由蔡琰来做了，换个人恐怕还扮演不好这个提问者的角色。

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殿兴有福论》一旦公布天下、被朝廷认可之后，很多问题，当世大儒是不敢问的。所以李素根本不可能指望其他大儒跟他辩论。

这跟此论的政治性质有关：你丫盯着朝廷的正统论找反例特例，你想干啥？是想谋反么？

还是至少想为其他蠢蠢欲动想谋反但还不敢谋反的人提供理论依据、给他们壮胆、告诉他们“天谴已经被前一个造反者吸收应验了，你们安全了”？

外人质疑得太细，很容易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名——汝视十常侍之剑不利否？

但是，这些反例完全不辨析又不行，如果让大家都不敢说，把对理解的歧义藏在心里，始终不得释疑，也不利于统一人心，正所谓堵不如疏嘛。

比如之前提的那个“张角有没有吸走张举的天谴”，那就是最容易想到的问题，天下估计至少有几千人会想到。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蔡邕身边的亲近人，装小白把这些问题问了。

蔡琰才十三岁，小姑娘一个，她问这种问题肯定不会被世人解读为“别有用心、想帮反贼壮胆”，只会认为她是“天性好奇、纯粹好学”，毕竟哪有女儿反对亲爹的学术理论的。

而且她的问题都是李素轻易解答了的，就像《庄子》上那个负责捧哏的惠子一样，质疑力度刚刚好，又不会有强到李素无法化解的毒性。

简直就是一针灭了活的安全疫苗，尺度刚刚好，既不会让本体病变，还能补上免疫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