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鹏听到这些事情之后，感到很愧疚。

因为穷和早死而早婚早育，因为早婚早育而早死，如此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想要让生育年龄稍微晚一点，就需要整个社会的全面提升。

这需要时间，当时郭鹏做不到。

所以后期国家一统社会稳定之后，郭鹏就颁布了很多旨在维护女性生育安全的政策，比如在乡间设立生育卫生所、提高嫁人年龄等等。

为了切实的让人们能遵守，他也不断的降低农业赋税，取消汉时的苛捐杂税，提高卫生水平，降低普通民众的生存难度。

若非生存所逼，人均存活率太低，郭鹏觉得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把不到十岁的女儿嫁出去生死由天。

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繁荣与稳定，民间农家女子十一二岁就嫁人生育的消息是没有再听说过了，他规定的十四岁最低年龄得到了贯彻落实，深入民间，扭转了人们的认知。

这是郭鹏感到欣慰的一点。

至于统治阶级内部，那就简单多了。

无论什么时代，他们的生存难度绝对不会比普通民众低，所以他们的孩子的存活率也普遍更高。

为此，稍微晚一点结婚对于他们来说并非难事，不会因为晚一年把女儿嫁出去就会导致整个家庭没饭吃，为此破产。

男子十八女子十六的倡议也在统治阶级内部盛行——虽然说是倡议，不强制执行，但是你要是搞早了，会有隐性的前途负担。

这种隐性的负担不体现在表面，但是却隐隐的能让所有人都知道，能让官员们认可为潜规则，不得不遵守，否则前途堪忧。

为了这种无所谓的事情而耽误前途，官僚如何愿意呢？

所以统治阶级内部的阻力反而是最小的。

郭鹏自己虽然结婚结的早，但是除了郭瑾这个儿子十八岁结婚之外，其他的儿子都是二十岁才结婚，女儿也是十六岁才送出去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