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新政内容最令人瞩目的，还不是开设女科的事，而是“官吏一体”和“乡村公所”。

移民们都记得，大宋朝的时候，官就是官，吏就是吏，泾渭分明。像县衙的司房，捕头等。甚至衙役之类，连吏都不是。

而什么里正，保正这些乡村主管，也不是官，纯粹是宗族推选出来的。

可是如今，所有的吏员，竟然全部算是官身，升迁之路全部打通。为此，曹魏时的九品制度，被改成了十品制度，多了一个“十品”。

乡村，更是设置了乡村公所。

新政中说，一千户到两千户设立一乡公所，置乡正一员正九品，乡丞一员从九品，司妇使一人，正十品，治安使一人，正十品。

乡公所只有四个官员，却协助县衙征税治理，保境安民。但还不是最小的官衙，最小的官衙是村公所。

一百户到两百户设立一个村公所，置村正一人正十品，治安使一人从十品，司妇使一人从十品。司妇使是监管生育，打击溺婴的女官，所以必须已婚已育的女子担任。

俸禄方面，最低的从十品，每季度四两，能养活一家几口人，到了正九品的乡正，每季度八两，已经能让几口人过的比较丰裕了。

李洛新政的厉害之一，就是打破了“皇权不下乡”，通过设置乡村公所，彻底让君权掌控了基层。

汉朝之后的乡村之长，并不是朝廷委任的官员，而是地方宗族和乡绅势力的代表。所以，往往乡村之长，也是族长，地主。

这使得乡村之长为了宗族和地方利益，往往挟裹“民意”和县衙对抗，甚至多次出现乡村之长消极征税，抗税，带领百姓驱逐衙役的事件。

这极大的损害了国家的动员力，以及政令的执行度。无法有效掌控基层，让看似强大的帝国，成了泥足巨人，再也难以具备秦汉那样的动员力。

李洛等于是将官吏打包变成后世的公务员，俸禄全部走国家财政。

那么，李洛和崔秀宁的做法，会不会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呢？非也。

以宋朝为例，虽然一个县的官员只有几个人，看似很少。但不算官员的皂隶等小吏，都是要吃饭的。怎么办？截留税款，勒索小民，额外征税。

各级官员为了养活属员，就有借口贪墨公款，招权纳贿，导致吏治更加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