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大宋的规定是皇族宗室七岁授官，仁宗时改为襁褓之中即有官位。庆历七年，一年内单是皇族授官的就达1000多人。

至于其他的文武官员，则以地位高低对其家属近亲授官，甚至职位低微的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真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

如宋真宗天禧元年太尉王旦死后，皇帝就一次“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故吏授官十数人”。

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曾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意见：“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

然而并没有什么鸟用，大宋的官家们该玩“恩荫”的还是接着玩。

而且除了“恩荫”之外，还有输粮输钱授官、卖官鬻爵等“非正常”入仕方式，也是助长官僚队伍膨胀、“冗官”形成的原因。

比如遇到了灾荒，只要地主肯于开仓出粮或雇用民夫肯于出钱的，也可视其出钱多寡由朝廷授予官位——

这种玩法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再好的玩法也照样能给玩出花样儿：“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所以大宋的官员就多如牛毛。

哪怕赵桓之前说过要解决冗官的问题，实际上也没什么鸟用——

第一百二十七章 令不出汴京？

刚登基的皇帝不如狗。

尤其是对于当时刚刚登基不久的赵桓来说，就算是借着金兵围城的机会把朝堂清理了一遍又能怎么样？

哪怕有李纲和李若冰等人想要配合赵桓来对大宋的官场进行改革也没什么蛋用。

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磨洋工，非暴力不合作，对于大宋朝堂上这些渴盼着“儒臣待遇”老油条们来说，有太多太多的方法可以让赵桓想要进行的改革变成一场空。

而且当时外有金兵内有赵佶，以致于赵桓当时设想的各部权力收归各部，废除官、职、事等等一系列乱七八糟玩意的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