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挽郎之外，太庙还有斋郎一百一十员，斋郎逐年考核，年满之后同样获得选人资格，守选结束后同样可以参加铨选。

当然，最重要的官人增补途径还是门荫入仕以及品子宿卫。五品以上可以荫子一员，凡在品官员，子弟都可入参亲勋翊三府宿卫。大唐内外官员将近两万，能够享受到相关荫泽福利的，起码也有数千。

相对于其他各种获取选人出身的途径，科举每年所取不足两百人，且多数名额都被两京学馆所占有。因此科举在大唐初期的官人补充，并不占据主流。

可以说只要家人做官，并且不在任上翻车、栽进权力斗争的坑里，延续几代官宦门第并不困难。当然在这诸多选人法当中，科举由于其覆盖面更广、选拔更加严格，所以在舆论风评中要更加的公正与高标准。

在大唐初期，皇帝想要干涉并且收回世家大族在选举过程中所享有的各种惠利，主要的手段并不是科举中明经、进士等常科，而是临事有制的制科。

制科科类更多，操作也更加的灵活，因此许多初唐名臣都有参加制科的经历，诸如姚元崇与张说这对小冤家，以及发动神龙革命的张柬之，都是通过制科崭露头角、走上高位。

所以在初唐时期，尽管科举并不糊名，但权贵们也少有向科举下手以拓展并延续其政治影响力，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权贵子弟进仕的途径极多，东边不通走西边。其次即便是通过作弊庸才及第，也仅仅只是获得一个选人的资格，如果不能通过铨选以及更加严格的制举，科举给仕途带来的帮助非常有限。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科举并不是选官，如果想干涉典选、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干涉铨选要比科举更加的直接有效。

中宗一朝吏治混乱，皇后韦氏以及诸公主弄权无度，从而产生大量的斜封官，但对科举的干涉并不多，并不是心里有数、不敢破坏这国之大典，而是看不上科举新选人们那些青瓜蛋子。有这精力，宰相都扶植出几人了。

武周一朝创设了殿试制度与糊名制度，统统是针对制举和吏部铨选，并没有下沉到科举常科，并不是不想，原因仍是没有必要。科举常科所选拔的新选人，哪怕守选周期最短的进士，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参与铨选，到了铨选过程中，自然会被卡脖子。

当然，在初唐时期也有士子通过干谒权贵而希望获得举荐，但要么是直接奔着做官去的，要么是希望缩短守选周期。好不容易登门造访，获得求告机会，却仅仅只是希望获得一个选人资格，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诸如贞观名相马周，在获得玄武门功臣常何的引荐后又得到太宗皇帝的欣赏，直接便入朝担任官职了。

至于开元以后干谒之风大大盛行，原因则就是随着皇权更加的集中，以及整体政治生态的改变，科举之外的选士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挽郎、斋郎虽然仍有选人资格，但却每每辗转下僚、不得升迁。南衙府兵制的崩溃，募兵彍骑代替了品子宿卫。

这样就使得原本走在其他道路上的选人们纷纷挤到科举中来，权贵们也越来越喜欢通过干涉科举结果以彰显其个人的政治威望。甚至就连权相杨国忠的儿子都投身科举，考得不好又回家求他爸爸帮忙改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