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朝廷又不能为了地方上的这一点扰患便分遣大军，不断的巡察州县定乱，还不敢轻易加强地方官府的军事组织能力。

所以如何有效的将这些人重新纳入朝廷管制中来，也是让人颇为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李潼便想了解一下原来的洛阳朝廷是打算如何整顿军事，希望能稍受启发与借用。

但挺不巧的是，原来洛阳朝廷负责相关事宜的官员们大部分都已经遇害或是伏诛，毕竟能够担当这种重要任务的，必然也是此前朝廷的显贵与相王心腹。而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王孝杰，便成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听到圣人所询问的是这一个问题，王孝杰也松了一口气，继而便沉思起来并说道：“南衙军机荒废已经不是短时，臣旧所扩军籍主要是采天授之后所参宿卫之众。五年之内有参宿卫籍名、诸府长上、兵部军阶升降以及比部勾检细则，卫尉及太仆器械、军马使计，合扩南衙在籍之军九万七千六百余员……”

相关事情李潼早已了解，但在听到王孝杰的讲述后还是点了点头，这种统计方法还算是比较科学且全面的。兵部与诸卫府虽然都有存籍，但就是因为旧籍水分已经很大，所以才要再扩新籍。王孝杰所组织的这一次扩籍因为采纳分掌各方的资料汇总而成，相对的也就更加权威。

当然所谓南衙之军仅只九万七千人，并不意味着当时大唐只有这么一点正规军，单单那时候的行台所控兵力便已经超过了二十多万，只不过彼此不作军机透露，李潼不清楚当时朝廷的军事管理流程，朝廷自然也难以得到陕西道的军事机密。

讲到这里，王孝杰先是顿了一顿，然后才又说道：“新籍厘定之后，当时脱籍甲员已经超过五万余员，如何将亡众召归卫府，朝廷也是颇有讨论。相王欲分遣诸路都督，就州扩搜，但因都督权重，未敢轻行。时门下侍郎狄仁杰建议当诸大州分设抚军使，持籍长募，但有旧军官能合聚三百亡卒就府归籍者，各给奖犒，但也因见功过慢而不行……”

李潼听到这里，忍不住叹息一声。他四叔是过于迷信朝廷的统治与号召力，所以希望能通过上层结构快速解决问题。而狄仁杰相对的则就现实一些，希望能够调动起中下层的组织力，但很显然这意见有些不合时宜。当时行台军事已经壮大起来，朝廷是迫切需要尽管壮大力量，难有耐心缓缓积功。

“臣于此中，也有深计。臣本戎马出身，深知戍卒之苦，一命当敌，后顾则全无依靠，所以卒士厌战，并非不忠于国，只是担心家室无所保障。但能宣明赏格，列分州田以养孤寡，譬如圣人早前所创故衣社，府兵何以蜂拥附来？只因这一份存亡救济的温情难得啊！”

讲到这里，王孝杰忍不住长叹一声：“但使杀敌有功，家室不失犒飨，谁又愿意藏匿乡野、抗拒征命、凄惶苟活？寒卒或不识大体，但也不失利害的判断，只要赏格明确，事田十亩、竟年劳累，不如勇而阵列、获功一转，朝廷何患无力可用啊！”

听到王孝杰这番感慨，李潼一时间又感无言以对，道理是这样一个道理，但想要做到又何其艰难。封建王朝宿命般的兴废轮回，最根本的底层逻辑就是土地兼并。府兵制因此而废，募兵制的高昂成本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不过王孝杰的这番感言也让李潼再次意识到，想要强军强国，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基础。想要让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得饱，如果不能满足这一前提，再精巧的制度建设或能糊弄一时，终究会遭遇反噬。

后世大唐盛世之所以轰然倒塌，之后便藩镇林立，与其说是节度使们张扬跋扈、尾大不掉，不如说是底层意志的群起反扑。辉煌煊赫的武功，已经与普罗大众的利益与生存需求产生了脱节。

一个政权能够长期稳定的存在，就在于这个政权能够代表区域内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诉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必然会走向崩溃。

李潼之所以这么急着召见王孝杰，除了担心那三万多失联的南衙卫卒或会作乱地方之外，同时也是想尽快增强实力。虽然与吐蕃方面，眼下的意见是暂以外交交涉为主，可若真的矛盾激化后，朝廷所掌控的兵力越强，自然能有更多的战略选择。

考虑到吐蕃特殊的地理形势，征调原本的老卒自然要比重新征募新卒能更快形成战斗力。所以将那三万流散卒众重新召集起来，既能避免地方上因此产生骚乱，又能让朝廷短期内兵力有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