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潼在搞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把南衙禁军作为一股重要力量去统合、引用。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他不如另起炉灶，专注于北衙。

南衙的禁军体系，是建立在大唐立国根本的府兵制度上，府兵能够正常番上者逐年锐减，南衙的军事力量也在逐年流逝，最稳定、可靠的就是品子宿卫的亲勋翊三府。

但这些少爷兵战斗力如何，可想而知。非但不能让南衙诸卫保持基本的战斗力，反而将各种浮华的世风、复杂的朝事纠葛也带入到南衙中来，使得南衙的组织力、行动力更加低弱。

对于这一点，李潼感触深刻。他旧所在任的左千牛卫虽然不领翊府，但本身就是纨绔中的纨绔，在他入事之前，连基本的骑射操练都无从保证，管理散漫、混乱有加。

而且南衙诸卫将官与朝士利害纠葛深刻，没有这样的关系便坐不到这个位置上，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后，又因为这样的关系而不能专心宿卫、不理其他。

大将战时统军出征，闲时在朝宿卫，这样的模式安排看起来比较合理，不会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种拥兵自重的方伯悍将。但与此同时，也就让军事系统不够纯粹，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纠缠与渗透。

所以大唐立国以来，与皇帝关系更加密切的北衙亲军便在不断的扩大建设。高祖、太宗时，大唐军事还以南衙府兵为主。可是到了高宗时期，北衙扩军的步伐便加快了许多，左右羽林军的建设更是一个质的变化。

武则天临朝后，能以女主当国、武周代唐，单纯从军事角度而言，就是北衙已经完全具有了与南衙分庭抗礼的实力。特别在武则天高超权术的应用下，对南衙军事的分割、取舍，使得南衙局面更加糟糕。

李潼虽然猜不到他四叔具体的思路与方阵，但通过王孝杰受召回朝一事，倒是也能略窥端倪。

首先，王孝杰是戍边大将，更因收复安西的大功而稳居大唐军方的第一人，如今更归朝担任宰相，对于众多戍边将士自然就有着极大的榜样性。可见李旦对于戍边将士是有着不小的期待，希望能够招引其中一部分入朝宿卫。

这一想法也是中规中矩，边军久经战事磨练，战斗力是要稳稳超过中央禁军。李潼也是这样的想法，此前还下令诸路督军使征召卒力拱卫长安。

为上者如果对宿卫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极高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局面不够平静，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一定的威胁。

李潼感到威胁的，是担心那些关陇勋贵们跟他玩险的。至于李旦，估计就是潞王李守礼为首的一干守卫上阳宫的左羽林将士们，让他感觉寝食不安。

大唐疆域扩张，但府兵制度却已经形同虚设。虽然在边地也因地制宜组建了一些类似河源军这样有别于原府兵系统的存在，但边军整体上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与规模。起码眼下这种状态，并不足以让朝廷立足于此，制定一个可以稳定运行的轮戍轮宿的制度。

所以在陕西道大行台创设之后，朝廷对于陕西道所属十几万大军基本就是不闻不问的态度，任由陕西道大行台自己折腾。

并不是说朝廷没有预见到这十几万大军对陕西道大行台的势力增益，甚至很有可能这十几万大军就是未来大行台倒逼朝廷中枢的基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