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民变的消息，自然传到了朱国强的案前，当然也传到了张亮这，他第一时间就来向大将军禀报道。

“大将军赎罪，下官无能，这民变一起清田实在是无法进行了。”

此刻心里压着火的朱国强盯着张亮问道：

“民变，民变！张亮，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大明每每民变不止！为什么，每到税季，各地都会有所谓的‘小民不堪苛税，殴击税吏’，为什么每每都有揭帖说什么‘君无戏言，税监可杀’煽动的言闹语！”

明代的民变甚至多到数不胜数，除了临清万人抗税，苏州织佣之变，苏松地区机户官文以揭帖“君无戏言，税监可杀”煽动的劫掠骚乱，杭州机户大规模罢工、逃亡的群体性事件等等之外。几乎每年收税时，各地都会激起“民变”，这样民变少则数百人参与，多则千余人参加，他们殴打税吏、冲击官厅，目的就只有一个——拒缴苛捐。

可为什么，偏偏大明朝的民变这么多？

面对大将军的询问，张亮咬牙说道。

“大将军，百姓哗变皆是受士绅煽动，其目的是为了拒缴钱粮。”

“哦？”

挑了挑眉头，朱国强并没有打断他的话。

“大将军，积欠逋赋是困扰我大明两百余年的长期问题，自永乐朝以来的朝廷都在与‘收不上钱’的局面作斗争，逋赋的第一个高峰是永乐朝，动不动就欠上个数百万石，永乐后期，光苏州一府平均每年逋欠就高达百万石。”

积欠逋赋，可谓是明朝的顽疾，很多人说，这是明末才有的，可实际上，永乐年间就已经达到高峰，这个时期欠赋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永乐时代的几个大工程，尤其是迁都，迁都北京一方面导致了明朝对江南财富的需求急剧增加，一方面中央不在南京导致国家能对江南进行的控制大幅度减少。在这个背景下，宣德—正统时代以周忱等精干官僚为代表，对江南的积欠和漕运进行了相当有成效的治理，一直延续到正德中后期，江南基本是没有欠赋的。顺便说一句，周忱被拿下是土木堡之后，所以他的朝里靠山大概率是王振王公公，明代政治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正德中后期开始，江南逋赋数额逐年增长，再也降不下来了，以对皇帝而言最重要的私房钱，每年一百万的金花银为例，嘉靖三十年到嘉靖三十九年，累计欠三百四十八万；再如万历三十七年，岁欠金花银及三十二万；天启六年统计，各省拖欠金花银二百余万；崇祯六、七年金花银共逋八十九万。这种皇帝自己“专共御用”“例不蠲免”的银子都如此，其他的自然更不用说了。

为什么收不上税？

万历总结的“势豪恃顽不纳，领解员役侵欺”，可实际上呢？从小民到势豪都是拖欠的主体。

“而‘积欠逋赋’的根子，说到底，其实还是在高皇帝那，当初高皇帝登极之初体恤贫苦百姓，准贫下户缓缴税粮，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真正的贫苦百姓因灾缓缴，可到后来其它人也是纷纷效仿，只要有了理由，大家就会利用。到后来下至贫民百姓上至达官显绅，谁家里没拖欠上几十年的税粮，如此也就越积越多，所以，从正统年间开始，每到新皇登极改元，朝廷都会免除拖欠，今上刚登基时，就曾下旨隆庆元前之前的拖欠免除，隆庆四年至万历元年的拖欠赋税只需缴纳七成，即便是今上登基也得屡屡下旨免除积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