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遵宗师教诲。”王渊拱手道。

明朝官方科举教材，分别是《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

对于这两套书，顾炎武的评价为：“上欺朝廷，下诳士子。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一句话，教材很有问题。

这源自朱元璋和朱棣爷儿俩，朱元璋甚至想把《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删掉。

朱棣得位不正，就想笼络读书人，召集编撰三本大全。

编得很赶工，皇帝一直催，明初文人又才学不足，那就逮着元代儒学家的著作复制粘贴，而且还特么不注明引用出处。

《四书大全》一边删除不利于统治的东西，一边又贪大求全，把宋元一百多位理学家的思想全部扔进去，这些理学家往往互相矛盾。《五经大全》也差不多，东抄西抄，抄的全是元人经义，把朱熹的思想都歪曲了。

当年，沈复璁无意中接触《五经正义》，立即奉之为圭臬，弃《五经大全》而不顾，导致考举人的时候各种脱纲。

现在教导王渊，沈复璁也告诫说：“《五经大全》你须掌握，否则科考难矣。但你若修学问，《大全》皆为妄言，当以《正义》为准绳。”

这就导致王渊学习《礼记》，得看两个不同版本，一个用来考试，一个用来治学。

张教授似乎跟席书关系不错，凑过来问：“如何？”

席书在王渊的卷子上画圈，点头说：“若无意外，当为案首。”

这就是当场把王渊录为生员了，提学官有此权利。

“谢过大宗师。”王渊连忙作揖答谢。

“不用谢我，”席书笑道，“以你的才学，在贵州考举人已经足够。但想考中进士，还要多加努力才行，贵州已有十年没出进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