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突围的结果没有什么悬念，山西绿营向西攻击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出路，他们向北深入内陆山地十几里，但依然能够见到明军的哨所和营寨。而且明军的防线也相当厚实，即使越过明军的营地也会遭到明军增援部队的阻击。

不过山西绿营不肯放弃，他们坚信李国英的判断，那就是明军的兵力不足，无法形成一道连绵的战线，若是明军强行延展他们的防线，那整条防线上的兵力就会被摊薄——除了相信这个判断外，山西绿营也没有其他的出路，因为事实若非如此的话，清军就只剩下了死路一条。

根据李国英的命令，山西绿营尝试绕过前排的明军哨所和堡垒，并用无甲兵把这些明军堡垒包围起来，以阻止他们出来干扰清军行军。在绿营的先锋进行这样的工作时，明军堡垒里就开始用烽火报警，很快就有大批的明军甲兵从后方开过来，阻止山西绿营用简易壕沟瘫痪明军的前哨堡垒。

不肯死心的山西绿营反复地攻击着明军的防线，直到时近黄昏才不甘心地退下去。撤回来的山西绿营向李国英报告了他们失败的详情，除了明军总会有甲兵及时增援外，这些山西绿营还看到堡垒后面有不少游骑往来活动，显然在北方的防线后面驻扎着明军雄厚的兵力。每次出动的明军甲士目标都很明确，只是赶走想要进行土木工程的无甲兵，或是阻挡绿营披甲的进一步深入，明军每次都仅仅出动必要的部队而没有浪费他们的后备兵力。

山西绿营的报告让李国英沉吟不语。清军在南线和中央的攻击也不成功，王明德只打了一个上午就叫苦不迭，抱怨明军的营垒坚固，绝对无法突破；而中央的甘陕绿营也称明军防备森严，让尝试突围的清军无隙可乘。

李国英亲自坐镇，知道前锋将领断然不敢撒谎欺骗自己，既然明军在每一处都有充裕的兵力，那就只能说明邓名得到了大批的援兵。

“成都原先不就是刘曜的一万多人吗？后来可能又从建昌要了些人，再加上跟着邓名进川的浙江人，总共也就四、五万吧？”对面的明军实力要比李国英想像的强大很多，但川陕总督却感到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剩下的可能还有十几万人，但都是邓名抓回去的俘虏啊。”

赵良栋他们的贵州辅兵、高明瞻战败后送给成都的部队、还有李国英抛弃的数万民夫，这些人刚被明军俘虏一年多……李国英虽然是武将出身，但他对军屯等工作都颇为擅长，对战略、人心也都有不错的把握，因此才会受到朝廷和洪承畴的青睐，把抵挡刘文秀大军的重任交给他，还把他一路提拔为西北数省的总督。

根据李国英的经验，这些被明军抓去的俘虏没有五、六年工夫根本无法消化，不但不能成为明军的助力，反倒需要留下相当的人手去监视他们。而明军从长江下游掳掠来的壮丁也不是短短两年就能收为己用的，这些人恐怕都有逃离军屯的心思。但是李国英却没有见到流亡者——就算重庆和成都中间隔着大片的无人区，这也是不正常的现象，只能说明邓名对他的统治区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警戒制度，而这种制度当然也需要人手去维持。

掰着指头算算，李国英认为邓名最核心的部队就是川军，那些人手下的辅兵可能都被邓名提拔为军屯看守和甲兵；其次就是浙江来的亡命徒。不过李国英始终没有看到刘曜、杨有才和其他青城派的将领出现在战场上，一次也没有过，所以李国英一直怀疑邓名在成都进行了大清洗——这会导致邓名对旧川军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

“邓名怎么可能动员四、五万人来阻拦我们？他手里可靠的部队顶天也就是这个数，难道成都一点儿看家的人马都不留吗？”

除了核心部队的人数外，李国英猜测成都现在有壮丁二十万左右，他为了保险还把这个数字提高到二十五万——虽然还是低估了，但和邓名实际控制的二十八万男丁相差并不多。如果邓名动员五万人到前线，那就相当于六丁抽一丁，这是李国英绝对不敢相信的比例——当初在辽东松锦决战的时候，皇太极虽然能够在满、汉、蒙八旗中实现三丁抽一（包括无甲兵），但那也是满清的极限，而且在八旗兵三丁抽一的背后，还有数百万汉人包衣的后盾。为了保证八旗兵的动员，包衣连三十丁抽一都做不到——这样算起来辽东的动员率也不过是二十分之一左右。

就算邓名有粮食储备、有水路优势，可皇太极也同样有大量的储备和本土作战的优势，现在邓名表现出的动员能力比皇太极时期的满洲还要高得多，这让李国英感到非常不解——皇太极当时已经在辽东经营了很多年，手下有很多在辽东出生的汉人、投降汉军的第二代和十年以上的汉人包衣，这些人都对满洲人死心塌地，肯定不是邓名手下这帮从五湖四海收罗来的人群能比的——而如果没有足够长的统治时间，以李国英的见识，他完全无法理解邓名如何敢大规模动员这些不可靠的壮丁。

最糟糕的是，这些明明应该很不可靠，不肯为他们缺乏威信和恐惧感的军官去拼命的明军壮丁，居然在坚定地守卫着明军的防线。

“是不是虁东贼也来支援邓贼了？”王明德对李国英说道。

“有这个可能性。”虽然除了袁宗第以外，李国英没有见到虁东众将的旗号，不过如此一来就可以解释为何对面的明军会有如此众多的数量，而且还没有大量逃亡事件发生：“也可能是建昌的贼人来增援邓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