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邓名在统一四川之前，对张长庚的威胁还是微乎其微的，这点从邓名帮助他约束虁东众将中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相比远在成都的川军，对张长庚威胁更大的是贵州的吴三桂，由于朝廷已经完全无力支援西南，吴三桂的怨气日甚一日，高邮湖惨败的消息传遍天下后，吴三桂更试探性地提出率军回援江南的建议。

朝廷当然不可能允许汉人藩王进入江南，这点张长庚断定吴三桂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吴三桂的提议不过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姿态，从中张长庚看到了吴三桂对湖广的野心。就算吴三桂拿不到湖南的地盘，也可能迫使朝廷同意让湖广给贵州大量的协饷——这笔钱张长庚宁可用来加强自己的实力，也不愿意用来饲养身边的猛虎。

环顾四周，张长庚发现他似乎只能指望邓名的协助，如果邓名能够支援云南李定国，牵制吴三桂的主要兵力的话，张长庚也就更有把握应付吴三桂的勒索和威胁。

“我需要邓名去对付李国英，还需要他帮助李定国牵制吴三桂，可要他做这些事势必又受到他的讹诈；如果邓名迅速统一四川对我也没有好处，他水师强大，势必会开始进军湖广。唉，真是左右为难。”在这个时候，张长庚越发感到周培公的重要性，他把一封奏章在手中看了又看，最后下定了决心：“明日就把它给朝廷送去。”

在这份奏章里，张长庚保举周培公为湖北布政使、兼领湖南布政使衔，全权负责筹集粮草，巩固江防、围剿湖北贼寇：“不就是布政使么？我也拿得出来，而且还是两个，将来我还可以拿出巡抚职务来。”

巡抚是张长庚能够拿得出的最大筹码了，他暂时还不打算给周培公，免得对方就此失去了干劲。

……

北京。

鳌拜这些天称得上是焦头烂额，谣言日盛一日，随着“康熙”事件爆发，之前对江南官场的怀疑顿时烟消云散，现在众口一词，都认定朝廷高层中有邓名的合作者，正是此人向邓名出卖了皇帝的行踪，一手导演了高邮湖之战。而怀疑的对象直指几位辅政大臣，索尼和鳌拜承受了最多的怀疑的火力。

虽说鳌拜是这个谣言的受害者，但他本人现在也深信朝廷重臣中确实有人与邓名私通款曲，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解释邓名为何会知道“康熙”这个年号。

一开始鳌拜最怀疑的是索尼，因为那些参与会议的汉臣只是荣誉性质，他们没有发言权，邓名用不着下工夫去勾结那些没有什么用处的“摆设”。至于苏克哈萨，外界或许认为这个两白旗的人很可疑，而且有动机勾结邓名出卖皇太极的儿子，但鳌拜作为深知内情的重臣，完全清楚这个人就是一颗墙头草，而且在议事会议上无条件地支持索尼。

不过鳌拜琢磨得头疼，也想不出索尼出卖先皇的动机，即使邓名是搏果尔的传言为真，索尼也不能从邓名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他已经从顺治那里得到了一个奴才能够得到的最高地位。这样算起来，就是鳌拜都比索尼更有理由勾结邓名——也许博果尔会信任他，把他从福临的第二心腹奴才提升为博果尔的第一心腹奴才，但是鳌拜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鳌拜不能不开始思考邓名为何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禁卫军的俘虏们。很显然，若是邓名真的在辅政大臣中有一个内应，那他一定会竭力保护而不会故意将他暴露。反过来说，邓名是在有意地误导朝廷，试图让朝廷相信叛徒就是辅政大臣中的一个，从而掩护那个真正的内应。

和鳌拜相同，索尼现在也有了类似的推测，他甚至进一步猜测邓名可能从不同的渠道获得了皇帝的行踪和新帝的年号。除了那个出卖皇帝的叛徒外，邓名通过另外的方法实现了“康熙”这个年号，比如是索尼、鳌拜的某个师爷幕僚——这些人在康熙这个年号的确定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些参与讨论的汉人大臣也或多或少地施加了一些影响。

这个猜测虽然听上去有道理，不过还是解释不了邓名为何要放出这个风声，如果索尼或者鳌拜的某个幕僚是邓名的人，那绝对是邓名宝贵的财富，他没有道理冒着细作暴露的风险向禁卫军炫耀自己的能力——把这样珍贵的情报来源浪费在年号问题上，实在太过儿戏了。

这些天鳌拜和索尼苦苦思索着邓名的意图，试图找出他隐藏着的惊天阴谋，甚至还不敢和幕僚们商议，以免受到那个“细作”的误导。要是他们知道邓名不过是一时兴起，绝对会气炸了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