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煌言的所想之远超出了邓名的想像，他很认真地思考了一番，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张尚书说得没错，但我是一军统帅，我会很自然地把军队利益摆在首位。”说到这里邓名还举了另外两个例子：“蒋国柱和管效忠劫掠镇江，将城中的良家妇女都抢走卖去南京、苏州等地，我也曾遇到过被劫持的不幸女子，可我现在不能替她们主张正义，而是要和蒋国柱做交易；梁化凤杀害众多闽军将士，那个闽军出身的穆谭曾立誓要为他的同袍报仇，但现在他也绝口不提此事，而是认真地与梁化凤派来的使者谈判。”

“这些都是不对的，但却是难以避免的。”邓名又对张煌言重复了一遍他对手下曾经说过的话，但是把前后顺序交换了一下位置：“如果军队覆灭了，我和穆谭都会死无葬身之地，这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所以行事时必然会把军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耐心地听邓名说完后，张煌言露出失望之色：“若是不定下规律，将来如何能保证他们不肆意欺压百姓？”

“没有任何保障。”邓名摇头道，明军到底如何对待百姓，只是受到邓名的道德水平约束，如果邓名不在的话，就是根据其他明军军官的道德水平来行事：“扪心自问，就是这次补偿漕工，也是因为花费不大，我收益远远大于支出，所以才动了恻隐之心。如果我和虁东军早先一样穷的话，多半我也不会给漕工补偿银。”

这次手下说他们只是烧房子，但邓名怀疑是不是所有的百姓都会老老实实离开，也不知道明军的放火过程中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可邓名根本不会去仔细清查。这同样是因为他是明军的统帅，他不可能鸡蛋里挑骨头地和这些跟着他打仗的士兵过不去。

张煌言对百姓的重视，对一个军事统帅来说恐怕不是优点，邓名觉得这样必然会束缚住张煌言自己的手脚；不过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原则，对正义的尊敬在很多时候都不会给人带来好处，邓名认为这是对的。

“不知道张尚书愿意不愿意……算了。”邓名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问题脱口而出，但话说到一半就打住了，他自己也觉得有些鲁莽。

“邓提督到底有何建议？”张煌言追问道。

“刚才想得有些差了，一个挺荒谬的主意。”邓名自嘲地笑了一下。

“愿意不愿意、荒谬不荒谬，总要问过我才知道。”张煌言不依不饶地连声追问。

禁不住张煌言再三询问，邓名就他的设想大致说了出来：“我不认为要求军队的将领自律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刚才动了一个念头……”

目前邓名虽然在成都搭了一个司法独立的台子，但他并不认为袁象真的从都府官僚系统中独立出来了，处理官司的时候无法避免地依旧倾向官府立场。而在邓名刚才的设想里，张煌言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人选，若是由张煌言主持成都的司法系统，那多半百姓不会求告无门。

而军队同样会受到这个司法系统的监督，刚才邓名只是一个闪念，但在与张煌言的一文一答中，他的思路也逐渐理顺了：“……刚才张尚书不是问我如何才是头么？现在对待百姓是否过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这次我说烧房子不算过份，那就不是；下次若是我说杀人不算过份，那杀人也就什么了；这次我说需要赔偿，所以漕工能拿到补偿银；下次若是我说房子白烧，那军队也就不会赔偿。所以到底军队做的是不是过份，到底该不该给赔偿，不应该由我和其他将领说了算，也应该由提刑官说了算。”

因为有几百年的经验，邓名也不需要走弯路去摸索，直接照搬他穿越前的控辩体系就是，控辩体系是进化程度最高、邓名所知的公平和合理程度最高的司法体系。在张煌言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刺激下，邓名还努力回忆了一些律师问题。

用张煌言能够理解的话来说，这就是讼师，讼师兴起于明中下叶，因为大部分百姓都没有机会去仔细阅读大明的律法，所以到了大堂上就只能对官老爷唯唯诺诺，无论从官员口中吐出什么奇谈怪论，百姓都只能信以为真。

而明代的讼师就是专门从事司法服务的，他们精通大明律发条文，除了可以代百姓写状子外，在明末更发展到了到大堂上替雇佣他们的人发言的地步。有时双方都雇佣了讼师，坐在大堂上的官员就得听双方请来的讼师唇枪舌剑，各自从大明律中引经据典，声称自己才是有理的一方。

有了这些专业人士的协助，官员忽悠堂上百姓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明末官员的书信中有大量关于讼师的描述，有些新上任的官员在信中称双方讼师的争吵让他脑袋都大了，因为他听哪方都觉得有理——这些讼师的司法知识远远超过科举出身的官员之上，最后简直就不知道该如何断案了；还有大批的官员在信中称这些讼师甚为可恶，因为以前只要吓唬来告状的百姓几声就可以把他们的胆子吓破，断案后也不担心名声受损——因为其他的百姓大都也是法盲，既然官员说他断案是由根据的，那百姓也会相信——讼师的出现让官员胡乱断案的成本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