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此言一出，刘晋戈和任堂无不愕然，听起来似乎是责备刘晋戈征税征得太少了。

“可先生说过，我们要执行十亩一石的仁政。”刘晋戈试探着问道：“卑职不敢收得太多，超出这个范围的，卑职也都找了其它的名目。”

“你收税收得太高了。本来这事不急，我想等到打退高明瞻以后再和你说，但既然你已经提起，我就现在和你说吧。我定下了低税，是为了鼓励百姓努力开荒，只有少收税才能让他们乐意开垦新田。”邓名拿出一张纸，举起炭笔，一边说一边给刘晋戈算起账来：“以前刘、杨二帅麾下的辅兵，一个人管三亩地，平均一年大概产几石粮食，六石还是七石？就算七石好了，再刨去他们一年吃的，还能剩多少？就算喝半年粥，能剩下两石还是三石？现在让他们自己去开荒，一个人只要勤劳，有趁手的农具，经营上二十亩地也是可能的，这就能给我们缴纳两石粮食。如果他们家里存下四十石左右的余粮，就算天天敞开肚皮吃，一年顶多也就吃十石吧？剩下三十多石粮食，是他们当辅兵时候的十倍以上。”

“可是，可是……”刘晋戈感到自己完全被绕糊涂了：“可是先生刚才还说，卑职给百姓留的粮食太多了啊。”

任堂同样一点儿没听明白，在边上插嘴：“先生的话，卑职也听不懂，这些粮食再多，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是十倍以上？”

邓名轻叹了一口气。

很多奉节军官在得知邓名的做法后，虽然当面不说，但私下里都认为邓名不会成功，邓名也听到了这种风声。军官们认为军屯虽然产量低，但是容易控制；如果采用成都的模式，最后就会便宜了底下的各级官吏，征税中加征的各种损耗很可能超过正税的数倍，最后农民的积极性同样会降低到和辅兵差不多的地步。而且明军还没有拿到产出的大头，比军屯制的效果还差。

“好吧，让我们从头来。政府，也就是官府，最终要做的工作是什么？”邓名问道。

刘晋戈侧头想了半天，觉得很多事情都很重要，各种工作都是相辅相成的。

而任堂则试探着答道：“是不是狱讼公平，让百姓不遭受冤屈？”

“当然不是。”邓名摇头道：“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挣钱、收粮。”

“啊！”刘晋戈和任堂同时惊叫起来，尤其是任堂，更感觉邓名的话简直离经叛道到极点。

“没有钱粮，政府就没法养兵，没法制造武器，供养不起军队，抵御不了外敌，镇压不了土匪，政府就会崩溃，百姓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所以政府就要挣钱、收粮，其它的事，从打仗到打狼，没有钱粮什么也办不成。”

邓名的话让刘晋戈听得连连点头。任堂张大了嘴巴，虽然想驳斥上几句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邓名接着说下去：“不过政府和普通商家挣钱不同，政府是靠鼓励百姓努力工作来挣钱的，所以要奖励勤劳肯干的人，勤劳的百姓越多，这个政府就越容易挣钱、收粮。政府收重税并不是对勤劳人的奖励，反而会打击他们干活的热情。尤其是对农民，只有农税轻，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工匠、士兵，让我们有军队、有武器。”

刘晋戈认真地听着，觉得邓名的话很有道理，但任堂感到自己发现了问题，说道：“但是农税轻了，如何能够征收到钱粮呢？轻税鼓励农民生产，重税增加政府的收入，这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