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清军探马发现的，夏军前后共出现八面军旗，按照这些年交手的经验来看，席尔达确认自己面前有八个夏军师，兵力跟遭其击破的毛洪言部相差无几，这就让席尔达犯难了。须知道席尔达原本只有五万人，之前还丧送了三千马队，因此兵力上跟夏军实际相差无几，而且龙泉驿一战让清军上下了解了夏军的顽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席尔达还是参战各镇都不愿意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决一死战。

东路不能战，南路又有小挫，于是乎席尔达只能继续选择武装对峙这一条路，同时要求清廷再度追加成本，好让他以本伤人。与席尔达的选择一样，自知道再输就要输调华夏朝国运的何乾也不愿意冒险打一场输赢机率各半的战役，至此川中的形势在高潮后陡然平静下来。当然，这种平静只是假象，双方都在调兵遣将，不久的将来，势必要在四川打一场决定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大战。

说起来，清夏两方的调动能力是有差矣的。夏方因为主要兵力都集中在长江沿岸，因此可以轻易的抽调兵力投入四川，而清廷一方因为关山阻隔，所以只能动员陕甘一隅的力量。

陕甘一向是清军重兵集中的地区，最高峰驻军曾达十万，只是当初在与西准格尔军作战时遭到重创，此后虽有所恢复，但因为清廷财力的窘迫，所以始终不能恢复到全盛，至席尔达攻打重庆前，仅能维持不足七万人。

席尔达顿兵重庆城下，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已经从陕甘抽调了三万军马入川。由于陕甘面积广阔，西北、西部又有准格尔、卫特拉两部蒙古的威胁，北部又要震慑漠西蒙古各旗，内部还要预防汉回等族百姓起义，因此陕甘总督吴赫抽无可抽、调无可调，想尽一切办法只拼凑出万五大军再度援川。

不过清廷虽然无力在川中投入更多兵力，却可以在其他地方施加压力，以牵制夏军行动。这不，郑克臧前脚刚切断清夏间秘密谈判，身在北京的康熙已经未雨绸缪的调动了开封、洛阳等地近十万清军齐齐向南阳压迫而来。

面对一触即发的大战，郑克臧立刻作出应对，他下令从广东、赣南立刻抽调两个师星夜赶赴南阳；暂驻湖南的龙骧军第三师则调入川东；与此同时夏廷枢密院还从大战可能性较低的江淮抽出四个师开赴四川；为了防止清军声东击西，再调江南驻军一个师及东洋水师麾下龙骧军第二师北移江淮填补防务……

武成二年、康熙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洛阳、开封两地清军于许州会师。鉴于南线陈州、汝州、汝宁等地已经是一片荒芜、军粮不宜就地补给，军输又转运不便，因此指挥清军的征南大将军、显亲王丹臻决议自方城垭口攻入南阳。

四月初七，清军万人攻襄城，不战而胜后分兵袭取叶县、舞阳、鲁山，却在三地遭到夏军小股部队顽强抵抗。三县城小，而夏军又经过改造增厚了城防，并在城内设置棱堡，因此尽管各县守军均不超过一个旅，但清军急切之间并不能立刻攻陷。不得已，丹臻只能各留一镇围攻并留万人维持粮道，主力七万直扑方城、南阳之线。

清军杀到方城之下，此时夏军也做好准备整军而出。以枢密院枢密使同知身份转任羽林将军、湖广总兵的溧阳县伯孙有劳选择了一旅守方城、一旅守南阳，一旅驻防紫荆关预防甘陕清军，其余十师之众在方城城外立营，正面迎战清军的战法，遂于来犯清军形成对峙。

征南大将军、显亲王丹臻以鲁山、叶县前例决议先攻夏军营寨。但是有沙头市一役经验的满洲将官却极力劝阻，并声称这是夏军的诡计，意在消耗清军兵力。军伍上经验不足的丹臻因此不能决断，只能坐等郑军出砦野战。

但夏军又怎么可能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出战呢？于是双方又一次陷入了对峙的怪圈。

其后清军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破鲁山，但夏军从广东、赣南调来的援军也相继开到，清军兵力优势不增反减，愈发的不可能出战了。

此时清军的粮道又出了问题。夏军淮南总兵、明德副将军、平乐县子席大平派出骠骑军第一师自息县出击，越过泛滥的淮河沿线，突破广阔的无人区，出现在清军后方，利用马队的机动优势，接连击破清军数支运粮队，让清军首尾难顾。

清军虽然也从徐州甚至山东一线继续调兵，但是主力京畿军团却被夏军水师在渤海湾的频频出现所牵制。见到已无可能在南阳一线讨得便宜，又恐战事加剧清廷的财政危机，康熙最终下令南阳前线的清军撤回开封和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