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之信的人是怎么联系上的？”陈绳武探问道。“是不是咱们露了底了？”

“其实他们并不是直接找上门的。”花官六爷报告道。“尚之信的人是找乾坤会出手，结果就转到咱们手上了，因此兹事体大，大家伙不敢决断，所以各处堂口都得到通知，一待山主从赣省回返，务必第一时间让山主知晓。”

“那这些家眷到底有多少人？”陈绳武再问道，若是只有三五个或许还可以安排，可要是十个、二十个、甚至更多，他就想安排也得思量一下风险了。“具体是什么人物？”

“具体什么人物对方不肯说，但人数上有过保证，应该不会超过十个。”花官六爷也不是十分清楚这件事的原委，只是鹦鹉学舌着。“据说若不是李士桢严厉禁海，片板不得下水，他们其实也不需要找到咱们头上。”

“若是只是十个，这件事还可以试试看。”隔着乾坤会，汉留还不一定会暴露，因此心定了不少的陈绳武的想法有些不一样了，要知道，这件事显然是利大于弊的，为了粤桂方面可能出现的叛乱，陈绳武说什么也要搏一把的。“但是要告诉对方，一次怕是走不了，而且，第一批走了，他们就得把动静闹出来，否则，这第二批也不必走了……”

四轮马车虽然在日本很受欢迎，但日本市场狭小，真正有能力享受且需要这样享受的不过是百余家交参的大名而已，因此要打开日本市场，郑克臧还需要另外寻找一件敲门砖，于是他想到了曾经制中国与水深火热之中的鸦片。

鸦片是用罂粟果的汁烘干制成。罂粟原先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屋村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两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大面积地种植这种作物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的美名，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阿芙蓉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罂粟就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种子和罂粟种子制作麻沸散；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成品鸦片进口的记录，当时这种产自阿拉伯的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则把鸦片定名为罂粟粟。

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assydenha）歌颂鸦片道：“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当然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可见直到这个时候鸦片依然是作为药品存在的，而有明一代，鸦片都被列为了葡萄牙、荷兰等国的贡品。

当然，明王朝进口的鸦片都是直接用罂粟汁乳干燥后取得的生鸦片——这也是十七世纪前鸦片的主要存在形式——生鸦片色泽黑褐、味苦、有一股陈腐的尿味，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想到用来吸食，为此郑克臧也算是在东亚地区开了先河。

异时空英美之所以向中国而不向日本销售鸦片，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商品出口却不需要国外的商品流入，从而形成了“白银黑洞”，日本则恰恰相反，缺乏足够商品的日本只有黄金和白银可以用来换取外国的商品，因而造成了两个国家不同的未来。但现在，郑克臧一方面恰恰是没有足够的商品打开日本的市场，换取他所需的金银，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纠正历史的轨迹，确保这个时代中国的命运不在悲惨。

于是，永历三十九年五月十七日，长崎“养生堂”开始营业，这一天下午，田川次郎左卫门专门邀请了包括长崎奉行所的奉行、唐行年司以及九州的部分大名和商贾在内的四十余人到场，经过培训的妙龄下女们手把手的服侍这些大佬吸食冠名以“福寿膏”的鸦片。

“田川君，这个福寿膏的前景，我非常看好。”享受了一番如梦似幻的感觉之后，几大豪商开始坐下来分割这块大蛋糕了。“我建议立刻成立仲间，专营福寿膏的生意，不知道田川家愿不愿意让出这部分的利益。”

“让出利益不是不可以？”田川看着面前的几大豪商，他们势力不是他田川家可以抵挡的，但他有货源在手，对此也并不十分发怵，总归讨要自己应得的利益。“但要请问几位，本家该是怎么一个让出法？”

“虽然这东西叫福寿膏，但其实也就是鸦片。”商人都是见多识广之辈，因此当即就点穿了田川家的底牌。“鸦片当然是一种上好的药材，但就我个人而言，并没有享受到田川君所说的飘飘欲仙的感受，反而恶心呕吐、头昏、乏力、嗜睡和视物模糊，当然，这是正常的现象，相信多吸食几次就会好的。不过日本有能力吸食鸦片的并不很多，通常都是城主或准城主，就是普通三百石以下的武士也未必能长久享受，田川君，这个就需要各家的御用商人出面了，相信你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田川家虽然可以将养生堂的支店开编全日本的町市，但这其间需要花多少本钱？这些本钱哪里来可是一个大问题。”另一名豪商接着说道。“开办后有多少人会接受，又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获得收益，同样花费这些时间和金钱是不是可以在其他方面换取更大的利益，这些田川家都仔细考虑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