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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成中国对俄国进行武力干涉，朱尔典于1917年12月拜访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大元帅江渝。

朱尔典传达了英国内阁的态度，大力鼓吹红色威胁论。

“您应该知道，一个社会主义的俄国出现在中国的身旁是多么危险的局面，一旦革命蔓延到中国，将难以遏制。”朱尔典描绘出了一副恐怖的结果，希望让眼前这个年轻人产生足够的重视。

但江渝的反应让他失望了。

江渝不可置否的笑了笑，说道：“那是对工人进行过份剥削才会出现的局面，我们中国有信心让工人安分生产。”

一个红色毛熊就算是出现在身边，那又有毛好怕的！

如今中国建立起了比德国还要完善的工人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也逐渐用上了机械化生产，农产品价格虽然下降了，但是农民的数量减少了，个人收入却是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中国的工人又不是活不下去，如今老百姓普遍感到幸福，财团和国家也有钱进一步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他们怎么可能去搞什么革命，会去闹革命的那只是一些想要夺取政权的野心家，或者一些脑子被门板夹了的傻货。

对于现在有了钱，财富分配不算失衡的中国来说，内战过后工业、农业生产都大幅度萎缩的红色毛熊的威胁实际上小得很。

此时的红色毛熊，甚至没有足够的力量接管远东地区。

因此江渝很淡定，淡定得让原先十分自信的朱尔典的自信心顿时动摇了，他问道：“难道您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

“没什么好担心的，红色俄国不可能向亚洲扩张，他们向欧洲扩张的可能性倒是更大一些。”江渝微笑着对朱尔典说道，朱尔典神情一愕，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以此时中国的实力，以及俄国向亚洲扩张的交通不便问题，借红色俄国十个狗胆也不敢向亚洲扩张。

倒是战后的欧洲，工人肯定是非常贫穷的，到时候那些工人看到俄国的革命成功了，只要俄国人随便去宣传一下他们的马克思主义，马上就能点燃欧洲的革命烽火。

因此正如江渝所说，中国没什么好担心的，倒是欧洲人自己倒霉了。

而这一切，都出自于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