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私，杨恭仁认定这其中有伽蓝蓄意报复杨家之意，而于公，杨恭仁则认为伽蓝的乌骨屠城的背后有着非同一般的深意，其中牵扯到了帝国权力核心的斗争。

杨恭仁清晰地记得，伽蓝曾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帝国已经陷入崩溃之危机，做为帝国军人，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拯救之重任。伽蓝还拿出了一个策略，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经略东北疆，以辽东乃至幽燕为根基之地，蓄积实力。为此，伽蓝提出，想方设法把龙卫军留在东北疆，甚至劝说杨恭仁也留在东北疆。

杨恭仁当然不相信伽蓝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他认定伽蓝的背后就是裴世矩，伽蓝所拿出的策略都是来自裴世矩。假如从角度去推理，那伽蓝在乌骨屠城便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留在东北疆。

拿下乌骨城理所当然是个大功劳，但乌骨屠城是个无法洗刷的污点，杨恭仁也罢，伽蓝和龙卫军也罢，都成了众矢之的，而皇帝和中枢处置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留在边疆镇戍，如此既做到了人尽其才，笼络了有功将士，有利于帝国国防安全，又做出了放黜惩戒之姿态，堵住了中土卫道者之口，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

如此深谋远虑，如此算无遗策，如此翻云覆雨之手段，岂是伽蓝这个西土戍卒所具备的能力？这肯定是裴世矩的谋略，而伽蓝对裴世矩的绝对忠诚和信任，让其毫无顾虑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裴世矩的谋略，结果便是第三次东征在开始之初不但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洗雪了前两次东征失利之耻，更以彻底焚毁乌骨这座千年古城和屠杀不计其数的高句丽人而震骇了天下，不但四海诸虏为之恐惧，就连中土都将在浓浓的血腥中颤栗。

再由此推及下去，不禁要问一句，这当真是裴世矩一个人的谋划？今天杨恭仁可以层层剥茧般地分析出诸多内幕，那么当乌骨屠城的消息传开后，帝国的权贵们同样可以推理出更多的秘密，裴世矩岂不成了众矢之的？裴世矩绝不会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上，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皇帝的谋略，即便不是，也是经过皇帝同意和授权实施的谋略。

如果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都是皇帝，那么杨恭仁还能做什么？杨恭仁考虑再三，无计可施，唯有陪着伽蓝赌一把了，而能否赌赢，实际上决定权不在皇帝，而在中枢裴世矩。皇帝唯政治利益至上，乌骨屠城事件的结果唯有有利于其政治利益，皇帝才会最终支持，所以，裴世矩才是决定局势发展的关键人物。接下来，就轮到裴世矩“翻云覆雨”了，他必须站在皇帝的前面，击退所有的政治对手的攻击，才能把乌骨屠城事件从道义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做出颠覆性的结论。

于是，杨恭仁对屠城一事保持沉默，坚决不表态。

崔逊意识到事态失控，至此他也算真正认识了伽蓝，同时对伽蓝及其背后庞大势力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估计。他在反复权衡后，还是毅然决定坚持既定策略，继续保持原有的政治联盟，把帝国皇族和山东贵族集团两者之间的政治利益牢固“捆绑”。崔氏本来就在进行一场政治豪赌，而这场豪赌的胜算非常小，若想逆转乾坤，也唯有以非常手段行非常之事。

崔逊继续上奏弹劾，继续“攻击”罗艺，在把乌骨屠城之罪归咎于罗艺的同时，也向关陇武川系吹响了攻击的号角。

罗艺畏惧了。柴绍、黄君汉和魏征更是被乌骨城的大火烧得“肝胆俱裂”。东征的目的虽然以讨伐高句丽来威慑四海诸虏，保障中土之安全，但讨伐并不等于灭绝性杀戮。乌骨屠城违背了帝国的外交战略，因为历史证明对外虏的灭绝性杀戮并不能保障中土的安全，相反，它会激起外虏更为强烈的反抗之心，继而会恶化中土的安全。

至此，他们总算认清了伽蓝的真面目，伽蓝就是一个阿修罗，一个魔鬼，不论做他的敌人还是做他的盟友，最终都将成为他的刀下亡魂。伽蓝把罗艺推进了“万丈深渊”，也把关陇武川系推向了政治上的“风口浪尖”。从现在开始，由第三次东征所引起的帝国政治斗争将掀起惊天波澜。

王辩和薛氏兄弟也被伽蓝和龙卫军的血腥杀戮所震惊。

西北军镇戍边陲，将士们与北虏年复一年的厮杀，早已嗜血成性；河北义军将士因为亡国之恨和奴役之苦而常年郁积于心的愤怒总算在辽东战场上找到了宣泄之处，其残暴的杀戮既不代表他们对帝国的忠诚，也不代表他们对外虏的仇恨，仅仅代表了他们的愤怒，无边无际的愤怒。这一愤怒迅速摧毁了北平军和怀远军将士的理智，于是他们也加入到了屠杀之中。

屠杀结束了，理智恢复了，大家也就开始面对残酷的现实了。罗艺第一个找到了伽蓝，他愤怒，他声色俱厉，他怒声咆哮，然而，他激动的情绪却无法掩盖他的色厉内荏。王辩和薛氏兄弟也找到了伽蓝，虽然没有像罗艺那样怒不可遏，但他们沉重的表情还是清晰地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伽蓝神情冷峻，吐出一句冰冷的话，“去问问鸭绿水里的亡魂，再去数数萨水里的白骨，然后你告诉某，你拿甚去祭奠他们？拿甚去告慰死去的袍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