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土人今年停止攻击，高句丽人就能赢得喘息的时间，然而，或许是他们在第一次战争中屠杀了几十万中土人，一度庇护他们的上苍被这种残忍而血腥的杀戮所震骇，再不眷顾他们，无论他们怎样的祈祷和哀嚎，帝国的大军还是第三次渡过辽水，杀了进来。

高句丽人两年不耕种，两年不放牧，两年都在穷尽一切力量打仗，其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大饥荒的全面爆发，而全国性的大饥荒再加上战争的第三次来临，就此把高句丽推进了亡国亡种的绝境。

高句丽人必须生存下去，为此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投降，臣服于帝国做藩属为附庸，但令他们绝望的是，三年前，中土人为什么要打他们？帝国的皇帝为什么要倾尽国力，起百万雄师征伐一个本来就臣服于他的番邦小国？帝国会接受他们的投降吗？

原因无他，庞大的中土帝国和小小的番邦高句丽爆发战场，首先便是源自半岛紧张的局势，高句丽与百济、新罗的争霸战自高汤、高元父子相继为高句丽王以来便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半岛紧张局势之所以愈演愈烈，其根源则是来自高句丽人的强国梦想。

以高句丽弹丸小国，强国的首要之务就是扩张，就是拓展疆土，而高句丽人若想扩张，就必须击败百济和新罗，统一半岛，然后向北，征服靺鞨（ohe）、室韦和契丹三大部落，这其中还包括了中土的辽西，然后才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新王国。

在高丽王高汤时代，也正是中土统一时代，鉴于中土统一前后局势艰难，无暇他顾，高句丽人乘机开始了扩张。先帝曾指责高句丽“虽称藩属，诚节未尽……驱逼靺鞨，固禁契丹……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常遣使人，密觇（chan）消息……”，但高句丽人却有恃无恐，一次次试探帝国的底线。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前后，帝国政治风暴剧烈，先是帝国四大权臣之一的虞庆则被先帝找了个借口杀了，接着秦王杨俊免官幽禁，其背后的崔氏豪门亦受到连累。值此关头，高句丽新王高元却联合靺鞨起一万余骑入侵辽西。先帝大怒，以汉王杨谅为元帅，总水陆大军两路攻击高句丽。此役因准备不足，帝国远征军遭遇到了疾病和海上风暴，最终未能杀进高句丽，但高元却因此探知到了帝国的底线，遂自称“辽东粪土臣子高元”上表谢罪，逃过了一劫。

从此，高元继续他的强国大业，在半岛与新罗、百济作战，在北部则与靺鞨、室韦、契丹合纵连横，甚至还走进了广袤的大漠，与突厥人、铁勒人结盟，意图利用他们的力量牵制中土帝国，继而给高句丽的扩张赢得时间和空间，但高元非常谨慎，轻易不敢不触及帝国的“底线”。

然而，不论是大漠上的突厥人和铁勒人，还是半岛上的百济和新罗，包括远东的靺鞨、室韦和契丹，都是中土帝国的藩属，不论是名义上的藩属还是实际上的藩属，帝国始终是宗主国。宗主国有它的权力，也有它的义务。当百济、新罗频频派遣使者到宗主国奏报半岛局势，谴责高句丽人的狼子野心，试图以此来影响帝国的外交战略，继而借助强大的帝国打击高句丽的时候；当契丹人在高句丽人和靺鞨人的联手威逼下，处境艰难，不得不向帝国求助的时候；当中土的辽西遭到高句丽人无数次的侵扰苦不堪言的时候；当高句丽人沉浸在自己的梦想里，自信心极度膨胀，甚至连最基本的藩礼和承诺都不能遵守的时候，高句丽便一天天的变成了帝国的“心腹大患”，变成了一个潜在的一旦强大起来必将给帝国带来无穷祸患的番邦，一个必须在它强大起来之前予其以毁灭性打击的蛮夷之族。为此，做为宗主国的中土帝国，必须拿出行动，及时予高句丽以严惩，令其俯首称臣，从而给那些心怀异志的藩属以警告，给那个蠢蠢欲动的外族以威慑，如此方能为帝国赢得一个稳定的国内外局势，为帝国的统一大业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开皇十八年的帝国远征因准备不足导致帝国将士在水陆两道死伤惨重。高句丽王高元虽然畏惧于帝国的强大而上表献罪，但东都和平壤实际上心里都清楚，这不过是权宜之计。

高句丽人不会放弃强国之路，而中土也绝不允许在自己的远东方向出现强大对手。试想，中土一旦被以西突厥、吐谷浑为首的西方强敌，被以东突厥、铁勒人为首的北方强敌和以高句丽、靺鞨人为首的远东强敌所包围，陷入三面苦战的窘境，那么，国力必被严重消耗，帝国必定窘迫不堪，中土的统一大业则面临崩溃之危，一旦中土崩裂，则必然重演五胡乱华之悲剧。这是中土人所不能接受的事，也是东都所不能忍受的局面，所以，开皇十八年后，帝国对高句丽的外交战略便以“安抚”转为“打击”。

今上继承皇统后，在政治上承继了先帝的中央集权制，锐意改革，在国防上则继承了守外虚内之策，改“攻防兼备”为积极进攻，不遗余力的要打破四面强敌对中土的威胁，而首要目标便是高句丽。

先帝远征高句丽失利，这成了中土耻辱，帝国“隐疾”，也削弱了帝国对藩属强虏的威慑力，所以，能否击败高句丽，摧毁高句丽崛起远东的梦想，彻底铲除高句丽对中土的威胁，已经关系到了帝国能否重建强大威势，控制四海藩属的关键所在。

为此，今上首先连通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力求以更快的速度把江南的粮食和人力调往北方；接着今上在西域利用铁勒人重创了西突厥，并利用西土局势的混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吐谷浑，解决了西部强敌对中土的威胁；同时又屡次北上大漠召见东突厥等诸虏首领，以扬帝国之威，牢牢压制住了北部强敌蠢蠢欲动之心；最后，万事俱备，开始远征高句丽。

今上连通大运河，西征东伐，并不是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也不是要彰显帝国之威，而是要实施维护中土统一和帝国长治久安的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如果完成了，今上留下的不仅仅是千古功业，还将造福整个中土。然而，如此一个大战略，若想实现，首要前提是国力充裕。就如当年汉武帝北击匈奴，开拓西域，他的武功是建立在“文景之治”的国力积累上。

今日的帝国，其国力是否足以支撑今上完成这一大战略？理论上是可以的，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说也没有问题，但这一大战略的完成，除了需要充足的财赋外，尤其需要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今上却在没有完成中央集权和没有摧毁门阀士族政治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开始实施这一大战略，结果与他的预期差了十万八千里。东征的两次失利，就此把今上和他的改革派力量毫不留情地推上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