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恭仁可以把这一策略的决策权交给薛世雄，奈何薛世雄并不是一言九鼎的前线最高统帅，在他的上面有皇帝和中枢，在他的身边则有李景和赵才，事实上薛世雄倍受掣肘，根本无法从自身的利益以及自己对战局的考虑做出他认为是最好的决策。

这就是第三次东征决策层的混乱之态，相比较而言，前两次东征的决策层都以皇帝为核心，事情反而好办，即便决策错了，但好歹也有个决策，下面的将军们最起码还有个命令可以遵照执行，而这一次，选锋军都兵临辽东城下了，怀远镇的统帅部竟然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攻击部署，是集结全部兵力猛攻辽东城，还是兵分两路一路围攻辽东城一路直杀平壤？抑或甩开辽东城，于乌骨城会合来护儿后，义无反顾地杀向平壤？

皇帝和中枢之所以让杨恭仁出任选锋军统帅，正是基于远征军统帅部决策层的混乱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得已而为之，某种意义上就是让杨恭仁以自己尊贵的皇族身份主动承担起临机处置之大权。而诸如薛世雄等人则没有这样的优势，因为他们一旦擅权或者做出了错误决策，所付出的代价便是仕途和生命，而杨恭仁虽然也有同样的忧虑，但皇族总是有特权，况且皇帝也授予了他临机处置之权，即便越权或者做错了，也会从宽处理，最多也就是沉沦几年然后再寻个机会东山再起。

正因为皇族身份超然，有特权，皇族才会不惜代价保护自己的国祚，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杨恭仁的立场来说，他愿意看到朝堂上的温和改革派和关陇武川系这两大帝国政治势力能维持长久的结盟，而这一联盟若能持久，必将影响甚至改变帝国正陷入绝望中的皇统之争。一旦帝国确立了自己的储君，那么帝国的政治局面必然发生巨大的足以推动帝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变化。

杨恭仁权衡良久，终于做出了决策，不过他依旧拒绝了伽蓝直杀平壤的建议。

“辽东城坚固，易守难攻。”杨恭仁对崔逊说道，“选锋军一万将士，拿不下这座城池，倘若强行攻击，必然损失惨重，而选锋军的使命也就到此为止了。”

言下之意，选锋军既然到了辽东城下，就必须做出决策，而从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原则出发，攻城显然是下策，但选锋军又不能待在城下无所事事，消极怠战，平白遭人诟病，于是也就剩下唯一一个选择，甩开辽东城，大踏步向前。

“选锋军在前，主力在后，粮草辎重都在后。倘若选锋军长途跋涉直杀平壤，在兵力和粮草辎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又如何攻打平壤？”

这是事实，没有粮草辎重的持续供给，选锋军就算杀到了平壤城下，也只有干瞪眼，而高句丽在经过前两次东征的血腥厮杀后，田地荒芜，至此已经根本无需坚壁清野，现在不论帝国的选锋军如何烧杀掳掠，也不会抢到一粒粮食，甚至连可以充饥的树皮草根恐怕都抢不到。

接着，杨恭仁拿出了一个折衷方案。

“选锋军直杀乌骨城，在乌骨城会合荣公（来护儿）和谯公（周法尚）的水师，然后再去攻打平壤。”

这是一个好计策。从目前统帅部的混乱情况来看，指望薛世雄、李景和赵才齐心协力，以最快速度杀到乌骨城会合来护儿和周法尚有些不切实际。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薛、李、赵三人是帝国军界关陇系的鼎柱人物，而来护儿和周法尚则来自江左，是帝国军界江左系的领袖级人物。试想一下，帝国军界这两大对立派系的将军们能搁置矛盾和冲突，众志成城杀外虏吗？根本不可能，相反，为了抢夺战绩和功勋，双方肯定是各出奇招，无所不用其极，能本着军人的道德不在自己人的背后下毒手就算不错了。

第一次东征时，来护儿和周法尚率先攻打平壤失利，损失三万多将士，他们的“借口”便是水师所带粮草不足，又担心陆路大军不能尽快赶来会合，所以才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攻击，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抢功。结果等到陆路大军赶到，水师已经大败，水陆大军联合攻击的既定策略已经无法实施了。

也正因为如此，来护儿和周法尚这一次必定会以最快速度登陆高句丽，由毕奢城方向火速北上杀到乌骨城。可以肯定的是，不论薛世雄、李景和赵才是否赶到了乌骨城，来护儿和周法尚都不会等他们，因为江左人要洗雪前耻，要攻克平壤，要拿下灭亡高句丽的第一大功。

龙卫军直杀乌骨城，这一路上的粮草还是绰绰有余。等到了乌骨城，与水师会合后，便能得到水师粮草的支援。而在有充足的粮草、有足够多的军队的情况下，龙卫军跟在水师后面直杀平壤，其危险性大大降低，而获取战绩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这完全符合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