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东征，帝国远征军再次受阻于辽东城，皇帝也再次驾临辽东城下亲自指挥。这一仗自四月底一直打到六月底，帝国远征军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未能拿下这座城池。不得已，还是兵分两路。皇帝丢不起这个人，咬牙切齿也要拿下辽东城，而薛世雄则率主力直杀平壤。结果薛世雄刚刚拿下高句丽中部重镇乌骨城，便接到了撤军的命令。所以，第二次东征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战果。

辽东城因此成为插在皇帝和帝国将士心中的一根肉刺，让他们痛苦不堪，让他们倍感耻辱，好在皇帝和中枢在平定了杨玄感之乱后便迫不及待的发动了第三次东征，给了帝国将士洗雪耻辱的机会。

这次指挥攻击辽东城的是观国公杨恭仁。

杨恭仁没有参加前两次东征。他的父亲观德王杨雄在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二月十二日病逝，也就是在第一次东征开始期间死去，杨恭仁兄弟为此不得不扶灵返京。二次东征期间杨恭仁持丧在家，亦未参加。也正因为如此，杨恭仁对东征一直存有不祥之感。

那一年的正月二十五，先是内史令元寿病逝；接着在二月十二日，观德王杨雄病逝；到了三月十二日，兵部尚书、检校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病逝；夏季五月初四，纳言杨达病逝。短短五个月内，帝国中枢核心里的四位德高望重的大臣辞世，可以想像一下此事对帝国、对皇帝本人和中枢所造成的冲击之大。这明显就是个不祥之兆，即便是无知小儿也能预感到一丝端倪，然而，帝国和皇帝当时已经骑上了虎背，下不来了，而第一次东征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不祥之兆。

时隔三年，大业十年的第三次东征，是不是也有不祥之兆？有，不但有，而且正迅速在中土蔓延，那便是此起彼伏的叛乱大潮，无数生灵正在杀戮中痛苦哀嚎，这时候皇帝和中枢不想方设法戡乱平叛稳定国内，反而继续穷兵黩武远征蛮夷，实在是本末倒置之举。

所以，杨恭仁的第三次东征策略是非常保守的，就如皇帝和中枢坐镇北平居中指挥所表现出的“保守”一样，寄希望于用武力威慑高句丽，迫使高句丽投降，挽回帝国、皇帝和中央的“颜面”，然后便结束东征，调转矛头，集中全部力量应对国内的动荡局势。

军议上，有关选锋军对辽东城将采取何种进攻方法争论激烈，有坚持强攻的，有坚持围而不攻以等待薛世雄、李景和赵才三位老帅率主力渡河而来，有建议甩开辽东城，快马加鞭直杀平壤，出其不意，一举摧毁高句丽之根本，则辽东等城池可不攻而下。

武贲郎将罗艺做为选锋军第一副帅，与其下属幽燕诸将，因为第一次东征伤亡惨重，无数袍泽葬身敌土，故对高句丽恨之入骨，日思夜想的便是报仇雪恨，而久攻不克的辽东城正是他们报仇和雪耻的首选之地。此城不下，则锥心刺骨，死不瞑目。

武牙郎将王辩做为选锋军第二副帅，与薛万均薛万彻兄弟则持谨慎态度。无论是围攻辽东城还是孤军深入直捣敌都，在前两次东征实践中都未能取得预期战果，而第三次东征无论是国内外局势还是远征军的人数、粮草和军心士气，与前两次东征都有着巨大悬殊，再加上皇帝和中枢虽然把战场指挥权下放了，但薛世雄根本压制不住李景、赵才、来护儿和周法尚，所以从远征军内部复杂的关系来说，还是放慢进攻节奏，走一步看一步为好，以免大意失荆州，重蹈败亡之覆辙。

伽蓝做为选锋军第三副帅，倚仗自己在龙卫军里所拥有的绝对权威和由此带来的强悍实力，在选锋军里获得了极大的话语权。他反对攻城，因为这座城池和城池里的高句丽人曾经顶住了帝国远征军两次声势浩大的强攻，他们有士气，有信心，也有经验，一旦远征军第三次受阻于城下，那么可以肯定地说，第三次东征必定要重蹈前两次东征失败之覆辙。

伽蓝的建议遭到了杨恭仁、崔逊乃至王辩的一致反对。

罗艺则保持沉默，攻城的确是下策，因为有前车之鉴，这次兵力和军备都不足，恐怕更难攻克，所以相比较而言，伽蓝的直捣敌心之策反而能“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暗合“以奇制胜”之道。

伽蓝据理力争。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则是来自前兵部尚书、北平襄侯段文振病逝之前，给皇帝的上表献策：“……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馀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轲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

段文振上表的主旨便是兵贵神速，直杀平壤，水陆并进，出敌不意，只要拿下平壤城，则高句丽旦夕败亡。

皇帝和中枢在第一次东征的前期并没有采纳段文振的遗策，而是以重兵猛攻辽东城，在辽东城下整整耽搁了两个月，待到辽东城久攻不克，而时间又即将入秋，皇帝和中枢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依从了段文振的遗策，水陆并进，以三十五万水陆大军直杀平壤，然而，战机稍纵即逝，一切都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