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团、宗团对世家豪望来说，不仅仅代表着自身实力的一部分，更是在险恶环境下赖以自保的唯一手段，就目前山东混乱的局势乃至中土危机四伏的局面来说，世家豪望必须保有乡团、宗团，这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是头等大事，不容有失。

至于河北义军，他们要发展，要壮大，壮勇对他们来说就等同于生命，岂肯拱手相送？

伽蓝考虑再三，又与西行、傅端毅、薛德音、布衣、李世民等人反复商讨，最终还是一筹莫展，不得不去寻求刘炫、孔颖达、盖文达的帮助。

在薛德音的坚持下，伽蓝迫于形势的胁逼，也不得不向司马氏“低下了头”，主动向河内温城的祖母高老夫人问安，并寻求司马氏的帮助。

李世民则主动请缨，赶赴魏郡，会同柴绍，联合向独孤震求助。伽蓝不以为然，他根本就不指望武川系权贵。

在过去的一年里，武川系贵族集团虽然和以裴世矩为首的、以河东三大世家为主要力量的温和改革派在政治上有限度的结盟，并在杨玄感叛乱一事中获得了丰厚利益，但双方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着根本性分歧，合作只是暂时的需要，而互相遏制才是贯彻始终的政治手段，所以，值此皇帝和行宫坚决的、迅速的要发动第三次东征之际，武川系贵族不会公开支持。

武川系的政治立场虽然中立，但实际上偏重于保守，他们始终如一的坚持中土的整体利益，坚持帝国的统一和长治久安。在他们看来，国祚的稳定和苍生的安居乐业才是根本，改革也罢，中央集权也罢，前提是要稳定，是要统一。皇帝和改革派虽然嘴里喊着要稳定，要发展，但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过于激进，偏离了正常的前进轨迹，把帝国推向了失控的深渊。所以，武川系在东征这件事上，首先是反对，后来迫于政治形势的严峻，不得不有限度的支持，等到杨玄感掀起叛乱的风暴，导致整个中土走向混乱之后，他们再一次反对。然而，在皇帝和改革派重创了朝堂上的保守派之后，武川系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反对皇帝。

李世民年少轻狂，意气风发，有鸿鹄之志，充满了理想和激情。他的态度很坚决，自信满满，伽蓝不好拒绝，更不愿意“泼”他一头冷水，于是便答应了。

考虑到开春后龙卫府就要赶赴辽东战场，这一去便是大半年时间，再考虑到独孤震和李渊未必会让李世民去辽东战场“冒险”，而伽蓝更不愿意承担李世民一旦出现意外后因历史轨迹的转变而导致的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后果，所以，伽蓝劝说李世民，去魏郡拜见了独孤震之后，便回东都省亲。不能陪母亲过年，总要陪母亲过个元宵，假期无限，来去自由，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随你心意了。至于李世民所充任的“录事”一职，因为是伽蓝个人征辟的属官，不属于中央任命的官员，自由度非常大，走了也就走了，无关紧要。

李世民并不完全清楚伽蓝的心思，还以为伽蓝当真是待他如兄弟，高高兴兴的疾驰魏郡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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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李世民，又和薛德音一起送走赶赴温城求助的姜九，伽蓝便匆匆赶至刘炫帐中，直言不讳地告诉老先生，龙卫府扩建所要征募的壮勇，必须由河北义军来承担。

“将军要抢人？”

与刘炫同处帐中的孔颖达闻言失声而笑，抚须揶揄道。

“将军这样明火执仗的抢，与调集大军四面围杀有甚区别？”

盖文达看到伽蓝神情冷峻，语气森冷，就像一头待人欲噬的恶狼，担心激怒了他，大开杀戒，导致好不容易才得以控制的河北局势再次失控，于是小心翼翼地告诫道，“现在高鸡泊的贼人逃遁渤海，太行贼人避于深山，清河、平原和豆子岗诸贼则渡河南下而去，永济渠两岸贼寇已被将军以雷霆之势扫荡一空，将军即便要抢人，又到哪里去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