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东都政局中，将作监、检校河南尹赞务裴弘策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是京畿首府的副行政官长，其顶头上司就是越王杨侗。越王杨侗领河南尹，而河南尹这个京畿首府的行政长官特殊时期拥有军政大权，实际上越王杨侗就是通过这一职务及其职权来实现镇戍东都的重大使命，但杨侗年幼，他做河南尹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他的职权主要有裴弘策代理。也就是说，裴弘策在杨侗授权之后，便拥有了发兵权，如今又夺取了留守府的统兵权，整个东都以他的权力最大，他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了东都的存亡。

东都留守府虽然名义上还握有统兵权，奈何关陇人太强大，裴弘策又要不惜代价遏制山东人，以免山东人和杨玄感狼狈为奸，联手攻陷东都，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亲自担任卫戍军统帅，率军出城迎战。

但裴弘策战败了，这时候，假如樊子盖以此为理由，突然下手杀了裴弘策，取而代之，东都是个什么局面？很显然，在拿掉裴弘策这个最大障碍之后，樊子盖就代替了裴弘策，事实上成为东都第一权臣，山东人拿到了主动权，随即便在与杨玄感的谈判中也拿到了主动权，至此东都乃至帝国局势的发展就由山东人来控制了。

裴弘策的背后是强大的河东贵族集团，还有以其为首的不支持杨玄感以暴力手段推翻皇帝和当权改革派的保守派势力，这股力量的存在，既影响到了杨玄感的谋划，也影响到了山东人的逐利大计，是樊子盖和杨玄感共同敌人，所以，裴弘策不死，谁死？

这样想通了，再回头看，樊子盖“被迫”让出统兵权，由裴弘策带着卫戍军出城攻击叛军，怎么看都是一个陷阱，一个置裴弘策于死地陷阱，一个打算把这场风暴推向前所未有的猛烈之境的陷阱。

裴弘策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但在他看来，他所属的贵族集团，与以杨玄感为首的贵族集团，都是帝国的保守势力，利益诉求基本一致，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不同，一个不用暴力，一个非要用暴力，所以裴弘策认为杨玄感还是需要他的“合作”，他不认为东都杨玄感的内应同党们会联手山东人置其于死地。关陇人和山东人是世代仇怨，而山东人必然要利用这场风暴浑水摸鱼，乱中取利，一旦局势被山东人所控制，其后果不堪设想。杨玄感及其同党尚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在关键时刻，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他们理所当然会做出正确选择。

然而，伽蓝的报警说明什么？伽蓝十万火急赶赴东都，是否就是为了向自己报警？

早在西土时候，伽蓝在老狼府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始终是裴世矩的绝对亲信，裴世矩很多策略和实现策略的办法因为见不得光，都是假伽蓝之手去完成，而伽蓝则借助老狼府和西北军之力，所以裴弘策和伽蓝之间一直存在默契，很多时候伽蓝嘴里说出来的机密，都是代裴世矩传递口讯。

今日也是如此，伽蓝了解东都政局并推衍出裴弘策有性命之忧吗？当然不会，在裴弘策看来，伽蓝之所以火速赶赴东都并向自己报警，都是奉了裴世矩的密令。

裴世矩和樊子盖私交莫逆，两人都是当今权臣，都是改革势力的中坚力量，都代表了山东人的利益，但裴世矩毕竟姓裴，毕竟是河东裴氏的血脉，尤其在这场风暴中，河东裴氏的各个派系都没有公开支持杨玄感，也就是说皇帝假如赢得了这场风暴，论功行赏，河东裴氏也是大赢家之一。既然有这个预期，裴世矩有什么理由让裴弘策这个实际上的京畿首府行政长官，一个位高权重的裴氏重臣，成为关陇人和山东人血腥厮杀的牺牲品？有什么理由为了山东人的利益而牺牲河东裴氏的利益？这对裴世矩、裴蕴等人来说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加剧家族内部的冲突，甚至有可能导致家族内部的分裂，而家族内部的分裂，不仅对河东裴氏来说是个灾难，对裴世矩和裴蕴来说也是个自断其臂的愚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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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弘策背负双手，在帐内缓慢踱步，思考良久，终于决定接受伽蓝的报警，重新考虑东都局势并拿出策略。

裴弘策停下脚步，站在西行面前，低声问道，“伽蓝还说了甚？”

“伽蓝说，如果明公下了决心，坚决不进城，那么明公可以率部撤到邙山，以河内为依托，与城内的越王和樊留守内外呼应，陷叛军于腹背受敌之困境，或许有助于东都的坚守。”

杨玄感一旦在东都城下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迟迟拿不下东都，那么他在政治上的优势将逐渐丧失，一旦其政治上的优势丧失殆尽，也就是其灭亡之时。但这取决于诸多因素，很多因素也不是裴弘策所能控制，只能祈盼运道了，不过撤到邙山却能让裴弘策摆脱连战连败的厄运，从绝境中再一次抓到主动权。

“依托河内？”裴弘策惊疑问道，“河内司马氏做出了承诺？对谁做出了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