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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七日，凌晨，丑时三刻。

伽蓝在睡梦中被楚岳喊醒。高泰飞马回报，延津关失陷，杨玄感的军队正从延津关方向连夜渡河南下。

伽蓝的推断得到了证实，那么在杨玄感带着主力渡河南下之际，会不会安排一支军队继续攻打临清关，以期与河内同党前后夹击，继而夺关西进，从河阳、孟津一线直杀东都，切断关西和关东之间的联系？假如此策成功，长安援军受阻于潼关、函谷关一线，那么阻碍杨玄感攻打东都的第一个条件也将失去。当然，这个条件能够实现的前提是长安必须忠诚于皇帝，并在第一时间驰援。长安是否忠诚于皇帝？是否会在第一时间驰援东都？

关陇本土汉姓世家贵族与河洛汉姓世家贵族一样，都是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皇帝所推行的激进改革策略持反对立场，比如京兆韦氏、武功苏氏、河东柳氏，而从关陇崛起的武川系贵族集团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他们对皇帝的忠诚与他们在帝国所享有的权利是对等的，因此，留守或者固守于西京长安的大部分都是这些保守派或者中立派贵族，他们不愿意到东都去，而皇帝更不想在东都看到他们。由此推测，长安的贵族官僚们是否忠诚于皇帝，是否在第一时间驰援东都，并不乐观。

另外，无论何时都不要忘了山东贵族集团。

从中土盛行的近四百余年的门阀士族政治来说，关陇贵族集团是中土的新兴贵族集团，其崛起成长的历史尚不足百年，而山东贵族集团却是传承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世家豪门，两者在历史底蕴、政治声望和政经影响力上有着明显区别。中土统一后，这两个贵族集团在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大打出手，这给了皇帝和改革派官僚不断调整“再分配”方案的机会，而权利受损的贵族集团旋即联手对抗皇帝和改革派官僚，他们的“武器”就是皇统，于是从太子杨勇开始，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一个个葬身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皇家家事之不幸，人生之悲惨，可谓惨不忍睹。今上在皇统的厮杀中艰难胜出，而掌控天宪之后的今上，把全部的愤怒发泄了出来，以改革为武器，向帝国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包括贵族集团和官僚集团，发动了近乎疯狂的“报复”。

然而，既得利益集团太庞大了，近四百余年的门阀士族政治也太过根深蒂固了。

自魏晋开始，门阀和地方势力坐大，皇权式弱，中央权力弱化。而自五胡十六国开始到中土统一之前，北方是汉虏共治，汉人的中央集权制和虏人的部落制混为一体，汉虏两姓的世家贵族掌控王朝，王朝频繁更替。南方则是皇族和门阀共治，先是王与马共有天下，其后便是贵族权臣的天下，王朝也是反复更替。

中土统一后，先帝的改革宗旨就是皇权的集中，中央威权的提高，以图重建真正的中央集权制。但因为世家贵族和地方势力太大，皇权的集中是以暴力掠夺相权为代价。相权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央威权，所以中央威权不增反减，出现了中央式弱，皇权和地方势力两头坐大的畸形政局。今上继位后，进一步扩大中央机构，进一步掠夺中央权力，由此进一步弱化了中央威权，而改州为郡，在减少行政区域的同时，实行中央、郡、县的三级行政制度，其本意是集权于中央，以便中央垂直管理，但实际情况是地方势力迅速集中，与中央形成抗衡，中央威权由此进一步弱化。

也就是说，今上的激进改革，结果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皇权是集中了，但世家贵族及其控制的地方权力也更大了，而中央威权的持续弱化，导致中央迅速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过度役使民力，以致民怨沸腾；肆无忌惮的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以致义仓空虚，赈济不力；更可怕的是，世家贵族和地方官府抱成一团，沆瀣一气，欺君罔上，欺上瞒下，像铺天盖地的蝗虫一样不顾后果地掠夺帝国和帝国民众的权力和财富。

这种政治背景下，东征加剧了社会矛盾，加深了帝国危机，而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保守贵族集团的造反，名义上是反对皇帝的改革，是为民请命，为苍生某福祉，实际上是既得利益的贵族集团内部因为“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他们要自己控制帝国权柄，以便为自己所在的贵族集团攫取更大的权力和财富打开方便之门。至于帝国、皇帝和平民的生死，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由此推测一下，此刻那些身处西京的那些山东贵族，他们是支持杨玄感还是忠诚于皇帝？答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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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人惶惶不安之际，伽蓝打破了沉默。

“必须守住临清关，必须击败杨玄感两路夹击东都之策，但是，谁敢保证长安一定会以最快速度派出援军？而援军一定会以最快速度赶赴东都？就算到了东都，谁又敢保证这支军队一定会浴血奋战，与杨玄感力拼至死？”

众人望着伽蓝，神色各异，柴绍、宋正本、傅端毅和薛德音等人更是不安，因为伽蓝的疑问正是他们的担心，假如未来的局势又给伽蓝说中了，那眼前这支三百骑的禁军龙卫跑去东都干什么？送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