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就是饥民的生存，而饥民的生存意味着西北人的生存，饥民大量死亡，西北人也休想存活，就算皇帝和中枢都能理解他们的苦处，但最终也只能让他们来承担责任，总不至于让皇帝和中枢来承担责任吧？所以西北人对伽蓝的攻城之举没有任何异议，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兵力太少，攻城有难度，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河北攻城，而第一次则意味着对对方一无所知，充满了危险。

“将军，此策不可行。”

薛德音看到伽蓝从容部署，已经决心攻城，不得不出言阻止。

伽蓝看了他一眼，冷笑，“先生能否指挥某？”

薛德音摇头。

“能否驾驭某的部属？”伽蓝再问。

薛德音还是摇头。

“先生能否祈祷上苍，凭空变出谷粟？”

薛德音苦笑无语。

既然不能指挥伽蓝，又不能驾驭西北人，更不能变出谷粟，那能干什么？现在谁都知道攻城的后果，都在担心自己的利益，但谁关心饥民的死活？谁会顾及无辜苍生的利益？

“馆陶令有没有义务开仓放粮赈济饥民？”

伽蓝目视众人，突然厉声喝问，“有，还是没有？”

众人面面相觑，默认无语。当然有，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帝国当初筹建义仓的目的就是为了积粮救灾，而且义仓由“民”自己管理。这个政策是好的，但具体到执行过程中，因为人的贪婪和对利益的攫取，马上就变了。首先就是负责管理义仓的地方豪望，即所谓的“民”，监守自盗，营私谋利。地方官府随即以此为理由上奏朝廷，继而夺取了义仓的管理权。从那个时候起，义仓就变成了地方上的官仓，加入了“朝廷用度”之功能，于是官府也就可以公开的明目张胆的监守自盗、营私谋利了。

灾荒发生了，灾是要救的，否则容易催生“民变”，这个简单的道理，地方官员还是懂的，但因为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因为地方官员和地方豪望之间的矛盾，因为官与民之间的矛盾，一些地方豪望利用灾民对生存的渴望、对公平公正的祈盼，揭竿而起。地方官府大喜，急忙予以配合。由灾民转为叛贼，由救灾转为戡乱，官府不但不要开仓放粮了，反而可以以戡乱为借口，肆无忌惮的掏空仓储，把本该是帝国和百姓存储的粟帛，转为自家私库的财富。

但那是有前提的，一则叛军因为需要壮大的时间，行事低调，还不敢大规模地攻击城镇和官府，二则地方官府和地方豪望都在蓄意欺瞒皇帝和中枢，编织了一张“盖子”把真相遮掩了。如今西北人横扫河北各路叛军，把各地饥民汇集到了一起，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人数高达二三十万规模的饥民大军，把盖在山东大地上的“盖子”捅了一个大窟窿。阳光射进来了，真相原形毕露，地动山摇，必将震动皇帝和中枢，震撼京师，这时候，与西北人正面对抗是极度不明智的做法，所以游元和崔逊“悄然隐退”，另图他策，而临清、清泉县令都积极配合开仓放粮，像鄃县令杨善会和馆陶令这等被私利蒙蔽了理智的官员，不但在与西北人的对抗过程中会遭到惨痛打击，将来一旦形成政治风暴，皇帝和中枢追究下来，必会被风暴席卷而去。

但是，西北人假若死了，死在了河北，那么所有人就会把所有责任推到西北人头上，最终除了饥民给西北人陪葬外，无论是地方官员和地方豪望，都会一头冲进堆积如山的尸体里，饕餮大餐。

伽蓝正带着西北人走上一条不归路。输了，西北人全军覆没，还要拉上不计其数的河北饥民，所以，西北人没有选择，只有杀，踩着地方官员和地方豪望的尸体，杀出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