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定方当然听不懂突厥话，但他看到伽蓝等人都围着地图认真商讨，知道自己此举算是“雪中送炭”，西北人必会承情，而苏氏或许就能借助这群西北人之力踏足裴氏那条“大船”。苏氏一旦上了这条大船，再加上先前在河北辛辛苦苦建下的基础，不敢说苏氏实力能“上升”一步，最起码自保足够了，将来皇帝率几十万府军南下平叛，掀起一场惊天血雨的时候，苏氏或许就能逃过那场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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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都郡的冀城刘氏是儒家北派之一支。他们的祖辈是大汉帝国的皇族，但大汉帝国威震四海，刘姓天下为尊，就连匈奴人都被赐以刘姓，而自五胡南下祸乱中国后，以刘姓自居的人就更多了，以至于累及刘氏声誉，导致刘氏只能在山东世家中位于二流之列。

中土分裂，儒学分裂，经籍散亡，天下学子求师无门，尤其拓跋魏国败亡，导致黄河流域再度陷入大分裂之后，儒家北学坠入低谷，而偏偏这个时候，山东地区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宿儒，比如徐道明、熊安生、刘轨思、郭懋当、刘智海、刘献之等人，也陆续辞世，于是，师从这些前辈宿儒的冀城刘氏家族的刘焯、刘炫就因为出类拔萃、秀出其间而脱颖而出，取代了先贤们的地位，成为后辈学子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者纷至沓来，不可胜数。

在高齐时代，两人没有入仕的机会。帝国开皇初年，刘焯、刘炫在裴世矩和薛道衡等人的帮助下步入仕途，但遭到关陇人的嫉恨和陷害，革职回家。不久再被起用，但旋即卷入皇统之争，遭到蜀王杨秀的百般羞辱，刘焯被流配戍边，刘炫给其当门卫。杨秀废黜后，刘悼、刘炫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尤其是今上继承大统后，两人官拜云骑尉、旅骑尉，仕途一片光明。然而，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随着今上改革步伐的加快而激化，刘悼、刘炫再一次做了政治牺牲品，双双罢职。

刘焯回乡后集中精力讲授和著述经书，教授弟子，于三年前去世。刘炫则穷困潦倒，孤苦无依，据说已经被他的一些揭竿而起的门生弟子接到了叛军队伍里。

山东大儒刘焯、刘炫的悲惨命运，和中土儒学的式微有着直接关系。

自魏晋以来，玄学日盛。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又相继兴起，导致汉家儒学一度衰微。

儒学在这段艰难时间内，主要靠江左的南朝支撑，而北朝仅靠王氏、崔氏等大世家勉强维持。鲜卑人拓跋氏统一黄河流域建立魏国之后，中土南北对峙，局势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北朝为实现统一大业，则力推汉化之策，于是黄河流域的大世家们开始重视儒学教育，就是从“私学”向“官学”转化。

门阀世家把持着经学，“私学”教育成为门阀世家代代传承的纽带，成为门阀士族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基础，所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手段之一。“私学”转为“官学”，门阀士族的利益岂不受到了损失？但这个利益损失，相比门阀士族利用“汉化”政策所获得的巨大收益，那就不值一提了。

推行汉化之策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儒学教育，就是让鲜卑人接受汉族文化。

在鲜卑汉化贵族的坚持下，中土北方儒学开始了艰难的复兴之路。这个阻力有来自鲜卑等虏姓贵族，有来自佛道两教，也有来自某些思想保守、眼光狭隘、目光短浅、贪图眼前小利的汉姓门阀士族，但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寒门贵族在这一轮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于是儒学复兴就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

当时有名臣颜之推，自南朝而进入北朝的儒学名士，他在临死之前就告诫自己的后人，“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要求子孙后代务必学习、继承和推广儒学。也就从这一时期始，凡仕宦之族，缙绅之家，无不互相仿效，督课子孙，授以儒业，北方鲜卑魏国随即形成了一股儒雅重文之风，其风气之盛竟然不让于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

帝国建立之前，关陇地区因为有周武帝灭佛，佛道两家受到毁灭性打击，儒学复习步伐较快，而山东地区佛教兴盛，江左却是儒道佛三教并存。帝国建立之初，先帝首兴佛道，不过考虑到中央集权的需要，考虑到中土一统的需要，考虑到周武帝灭佛的一系列深层次原因比如中央财政、汉虏同化、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儒学来解决，所以必须重视和推崇儒学，必须加快儒学复兴的步伐。

在这一大前提下，先帝以三教并重为原则，加快了儒学的复兴，而儒学复兴的主要政策就是崇儒和兴儒并行。所谓崇儒就是搜集整理儒家的经文典籍，推进儒学的南北合流，并大力搜罗儒学人才，重礼聘请，高官厚禄，集大儒名士于京都。所谓兴儒就是在京都和各地州县设置学校，以设学施教做为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

然而，自魏晋以来，儒学已经衰落数百年，积弊已久，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复兴？而儒学的复兴，名义上是政治需求，实际上就是帝国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手段，这里面牵扯到帝国中央和世家权贵、儒家和佛道两教、门阀士族与普罗大众等等各势力、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所以，儒学复兴之路异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