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卫统的军营就扎在山丘下。

将士们已经修憩，帐篷里传出阵阵安逸鼾声。唯有正中一座帐篷却是灯火明亮，一个略显疲惫的深沉之音娓娓而响。

一张地图高悬帐中。薛德音站在地图前，向一群军官详细介绍京都政局、山东地形和大河两岸的严峻形势。

关西和关东是以函谷关为界，广义上的山东就是关东。帝国京都是西京长安，但自今上继位，考虑到江南财赋对整个帝国发展的重要性，遂在洛阳营建东都，实际上，帝国今日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东都。

随着京都位置的东移，关西和关东在帝国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这直接影响到了帝国国策，影响到了帝国三大权贵集团的利益，继而影响到了帝国的国政。今日帝国三大权贵集团的“厮杀”与此有直接关系。

京都位置的东移，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大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中原河北河南和狭义上的山东地区，其直接表现就是关陇权贵在遏制和打击山东权贵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掠夺和瓜分山东地区的权力和财富。这当然遭到了山东权贵集团的疯狂“阻击”。

山东地区的权贵以王崔卢李郑五大簪缨经学世家为主，这五大世家在中土传承了八百余年，是老门阀，是老权贵。关陇权贵包括郡姓和虏姓，而郡姓里除了河东裴氏和弘农杨氏外，余者都是关陇本土新兴权贵，大部分都是在拓跋氏魏国分裂之后兴起，距今不足百年，但因为帝国承继了西魏和北周，以关陇为根基统一中土，所以他们这些新兴权贵掌控了当今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大部分。

掌握权力和财富的新兴贵族属于“暴发户”，与传承八百余年的中土大世家的深厚底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帝国在先帝时代，是“暴发户”压倒了传统贵族，而“暴发户”和传统贵族对统一后的中土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暴发户”像草原上的狼，掠夺成性，贪婪而凶残，不知满足，它们的执政理念适合于分裂和争霸时期；传统贵族则像牧羊人，其目标不是吃羊，而是养羊，把羊养肥了，年复一年的剪羊毛，如此羊可以生存，而羊毛则是牧羊人取之不竭的财富。这一执政理念适合于中土统一时期。

先帝在其后期，其执政理念已经转向传统贵族，并开始遏制关陇贵族，废太子杨勇就是其中一个表现。今上继位后，加快了这一步伐，实际上今上之所以能继位，还是得益于他完全继承了先帝的执政理念。这一步伐的加快就表现在积极的律法制度的改革上，以江左和山东两大权贵集团的联手来抗衡关陇权贵集团，结果迅速激化了三大权贵集团之间的矛盾。

今上继位，帝国加快改革步伐，禁锢宗室和打击太子余党，诛杀高颎、贺若弼、薛道衡等朝中旧臣，西征东征，山东地区的叛乱此起彼伏，这就都是在过去八年里所发生的一连串政治事件，而这些政治事件都是相关联的，其关联因素就是帝国的执政理念的改变，而执政理念的核心就是中土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掌握再分配权的就是帝国统治阶层，就是三大权贵集团，而三大权贵集团为了在再分配中获得各自满足的利益，大打出手。这八年里的一连串政治事件，就是这三大权贵集团正面厮杀的结果。

现在，就是大业九年（公元613年）的春夏交接之际，三大权贵集团的“厮杀”进入了关键时刻，进入了高潮，进入了决战阶段，谁赢了，谁就控制了帝国权柄，而决战战场就是大河两岸的河北河南地区，黎阳则是决战战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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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黎阳。”

薛德音的手指放在了地图上的黎阳位置，然后沿着地图上的大河向东移动。

“这是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