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第一夫人、两个准夫人、两位公子、两位小姐，名下都有大量企业，企业大都是总理作为“礼物”送给家人的。夫人名下有一家会计事务所，几乎没有任何业务，唯一工作就是为中国第一家庭理财。第一家庭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建立了十数家慈善基金会，每年用数亿元去帮助穷人以及需要帮助者，但又有什么本质上的意义。

“呵呵！这个……”宋子文的指责让司马尴尬的笑笑，自己有多少钱？还真不知道。家里管帐的是婉云，自己的财富在过去二十年间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过去为了扶持国内实业发展，通过金城银行贷款以及贷款转股份的方式拥有股份，自己名下的投资公司亦不断向企业注资换取股份，最终在自己名下形成异常复杂的财产网。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名下有多少企业，就像因大罢工闻名全国的淮南路矿公司，自己就不明不白的持有52％股份，而自己名下的金城银行同样持有淮南路矿公司股份。

“但这些年我只是象征性的每年拿一块钱工资。”心里想，但司马嘴上却没有说，无论如何辩白，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社会财富的确存在分布不公现象，自己就是明证。

“子文，你对此有什么看法？”他既然提到问题，肯定意有所指，绝不会像国会反对党一样，时不时借口自己名下的企业，打击自己“损公肥私”。

“劫富济贫。”宋子文直言不讳。

司马颇感兴趣，劫富济贫，有点意思。

“总理，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源自共和三年北方政府制定的《所得税条例》，但真正实施是共和九年后，当时征收个人所得税原因是财政赤字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浩繁。个税从共和十年起，即为中央税收支柱，占税收51％左右，所得税支撑着中国，支撑国家完成工业化、打败日本，成为了强国。”

宋子文提到所得税时，司马得意洋洋。推行个税是自己第一个执政任期内除去国家统一、制定宪法、军队国家化外，最值得自豪的一项成就，自己一举减免了农商业苛捐杂税，让四亿农民和工商业者交口称赞，农民甚至为自己立了长生牌坊。但在中央政府开支天文数字般增加的时候，减税等于自杀，自己一方面减税，一方面说服各地议员、代表，在制定宪法时，将所得税征征收列入宪法，毕竟自己一直鼓吹所得税为良税。

“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并征收所得税，所得税收入不按比例分配于各省，也不必考虑任何人口普查或统计。”这是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从共和十年起，个人所得税就支撑中央政府，使得中央政府面对税种大幅减少、农业税免征的情况，政府税收只增不减。

但在中国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一帆风顺。共和十年开征所得税时，因以家庭为征收单位，使其直接涉及到九千万个家庭，除去识字率直接影响报税之外，逃税、避税、抗税在十五年前时有发生，尤其城市之中，拒绝申报所得税的家庭比例曾达到25％，甚至更高。

最初几年，法庭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所得税征收案件，很多人被判社区服务或判刑，对比鲜明的是，收入处于最下层的农民报税非常自觉，他们潜意识中把交纳所得税，当成对政府免除农业税和诸多苛捐杂税的回报。直到下层民众当年六月得到全额退税，人们才明白，为什么政府称所得税为良税，简而言之，所得税是拨富人毛，贴补穷人孩子上学、看病、养老。

而且所得税对根治腐败起到很好的作用，一直以来政府官员都要定期公布收入和纳税证明，总统、总理也不例外，让公众监督。由于收入和纳税同时公示，当公众发现公务员的收入、纳税与其消费不相符时，即可举报。有关部门立即调查，偷税、收入来源不明都是犯法。

“公示”的警戒作用就像“紧箍咒”一样，时刻提醒公务员做任何事都有人民监督，要为自己的不轨行为付出巨大成本、高昂代价。腐败或许没能得到根除，但却因所得税的征收得到惩治。

“总理，单就所得税征收，就在中国形成了‘领薪就纳税’制度，更能增进公民意识。因为国家所有开支都与纳税人息息相关，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同时使政府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只是公民出资雇佣的员工。最重要的是，个税起到财富二次再分配作用，虽然对所有有收入的人征税，但由于实行多税级累进税率，让低收入者少纳税，高收入者多纳税，以此弥合第一次分配差距。由此可见，当年总理您在提出所得税时，是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压力。”

宋子文不声不响的吹捧了一下总理，马屁是要有技巧的，总理脸上果不其然的流露出得意之色。尽管当时身在美国，但宋子文也知道，当年总理高呼：所得税是良税，所得税是公民意识的显现等种种美好言辞，说服议员和代表，最终让他们脑子一热，把个税征收写进了宪法，成为中央政府的税收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