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那些涉案警察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更多的警察因为涉嫌施用暴力而被解聘，同时受到民事或刑事起诉，但问题在于国民已经开始质疑法律！恰恰是自己所最不愿意看到的。起居室内的几名法律专家目光随着先生的来回走动而移动着。一个月前，先生从南方返回西北，就不断邀请西北法律专家以及西北的知名律师、法学专家到来庄园“聚会”，但实际上却是的请他们来商讨，如何从根本上避免刑讯逼供以及进一步利用法律保障民众权益，同时重拾民众对法律的信心。

“……我们的法律原则就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这句话未免也太过乐观了。没冤枉好吗？国会专门委员会调查工作不过只开始一个半月，就在全国发现超过1045起带有疑点的案件，其中更有136起已经证明是冤狱！这是不冤枉一个好人吗？没有放过坏人吗？”陈默然立即开口驳斥道。

413案暴露出的警暴风波席卷全国，国会专门委员会和法学院志愿者不过仅对万余案件进行调查，就已经有超过10％的案件存在疑点，12％的案件已经证明确系冤狱。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耻辱，同样是法学界的耻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陈默然才会真正对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这一法律原则持坚定的怀疑态度！而这种怀疑态度第一次普遍出现在中国人心中，对法律怀疑的无疑会在未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那你认为我们的法律原则应该是什么，是宁可放过而不杀错吗？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么无疑就是因噎废食！”梁谓先几乎略带着轻蔑的驳斥着，国内法学界大都知道，陈默然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倾向“错放”，甚至认为这是寻求法律公正的根本。

“任何一个司法制度当然也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就是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自己以前总结过，我们为什么不能柄持‘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呢？”

“荒谬！”梁谓先随口打断了陈默然的话，一旁的几名法律专家显然也不能理解他的这个思想，毕竟法律是用来主持正义，如果正义无法主持那么还要法律干什么？对于梁谓先的轻蔑陈黯然显然并不在意，仍然继续侃侃而谈着自己的观点。

“先生，先生们，我们的宪法是以选择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最高目标，这一点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过去和现在所柄持的完全‘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观念，不过只是一种乐观态度，在很多一些情况下大家都难以判别，这时错判会发生什么？假若在一个以一级谋杀罪起诉的案件中出现错判，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只有两种错判的可能：一是他真的杀了人而被放掉，二是他没杀人而被判了无期徒刑或死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宁可他是杀了人而被放掉了，也不愿意看到他是有可能被冤枉的，却被处以枪决或呆在牢中失去自由。”

陈默然话让众人陷入了沉思之所，尽管不完全赞同，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一个无辜者因为一次错判而失去生命，即便是最后挽回了他的清白时，也已经太晚了！

一直未说的话司马看着那个侃侃而谈的年轻人，32岁的留美法学博士，国内知名的法律学专家，无疑他的话说道了自己的心底，望着这个年轻人时，司马给了一个鼓励的眼神，同时站在同样的立场上给予了他支持，毕竟权力与自由是宪法的最高目标。

“先生们，在正常情况下，弄错一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于涉嫌的这一个公民，就很可能要为一个错误的偏差而付出一生的自由作为代价。你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在我们这样一个把公民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法律让一个无辜的人失去自由，恐怕是最不可容忍的事情了。”

受到先生鼓励的陈默然有些感激地看着面前的先生，自己的这种观点“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杀一人。”的观点从来不被他人认可，实际在接到先生的邀请时，陈默然都感觉到一丝惶恐，毕竟相比于在坐的这些大家，自己不过是西北法学院的教授而已，毕竟中国执行的是大陆法系，而非英美法系，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近乎于闭门的学者而已，而在坐的却大都是国内知名法学专家，都有着丰富的法律事物经验。

“我们相信，大多普通平民是善良的，当看到社会上出现犯罪现象的时候，总希望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是行之有效的。很多人都希望‘从重，从快，从严’，使得这个社会能够迅速安定下来。同时，也有一些善良的平民，他们觉得刑事案件永远是一件‘打击坏人’，只有‘坏人’才会卷进去的事情，而自己属于‘好人’之列，严刑峻法，快速判案，即使产生误差，造成的也是坏人倒霉，和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自己永远不会需要一个保护被告的法律。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所有公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他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及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

“我在刚回国的时候曾听过一个笑话，说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谈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那些来自英，法，美的人谈的幸福时刻，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个苏俄人，他说，当你早晨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发现一个人站在门口说：‘伊凡·伊凡诺维奇，你被捕了。’你却能对他说：‘对不起，伊凡·伊凡诺维奇住在隔壁’，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如果说我们的法律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膨胀到了百姓都要把这样的时刻当作‘幸福时刻’的时候，也许街上盗贼是很少的，犯罪率是很低的，社会是‘安定的’，法律是绝对不保护坏人的，但是这样的法律也同样是不保护好人的！”

当陈默然的声音落下后，客厅内没有任何再发出任何声音，所有人都知道他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而在陈述一个事实，事实的确如此。

在沉默了数十秒之后，梁谓先用非常平淡的口吻提出了自己问题：“如果放错的话，那么正义又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