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月前，军内对田中以及政府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和大多数陆军将领一样，中岛正武想到的并不是揪出异己分子，反而视而不见。在关东州、朝鲜以及台湾损失惨重的陆军希望田中下台，正面途径不能解决问题时，对于陆军基层的反抗、不稳情绪也就姑息纵容。但军变却超出他们的估计，这不是普通中下层青年军官主导的军变，而是的由赤化分子主导的军变，忠诚天皇的军官被起义士兵处决，叛乱军队完全被赤化分子控制。

因为美国大使馆靠近叛军控制地区，亨利·金尼尔大使，这位“日本通”，第一个向国务院发出电报，报告叛乱消息：“……日本军队今日凌晨占领部分政府部门及部分市区，据悉有若干位著名人物遇害，叛乱可能由赤色分子煽动……目前无法证实任何消息，新闻记者不得向国外发电报或打电话，此电报主要用于试验通讯联系，以确定是否可用密电，密电部门收到此电后请即复告。”

同一时间，德国大使馆同样向国内发回密电，同时根据德华互助秘约向中国外交部转发相同的电报内容：“……这次军变具有典型的日本特点，因而对政变动机特别值得研究，对政变进行清醒的研究，尤其是研究它所揭示出来的社会紧张关系和内部危机，对于了解日本内部结构，比研究记载日本军力的记录或秘密文件更有价值……我们确信在东京发生的军变有赤色分子参与，日本很可能成为第二个苏俄。”

当德国驻日大使把报告发给柏林和中国外交部后，德国大使和陆海军武官各自进行调查研究，以研判起义对日本未来政局的影响，中国情报机构中央调查局也在第一时间命令潜伏在日本的谍报人员尽量搜集起义的详细情况。此时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东京，目光是复杂而多样的。

作为皇太子的老师，以及日本最后的元老西元寺在郊外的别墅同样被起义士兵占领，但与其它政要遭到刺杀不同，西元寺反而被“保护”起来，直到黎明，在与一名身穿便服的人员会谈两小时后，西元寺便被起义士兵护送到皇宫外。到皇宫后，西元寺只是把发生叛乱的情况禀奏摄政皇太子。

“……赤军司令员福井川已经秘密到达东京，三小时前，我们在郊外别墅进行会谈，福井川委托我向殿下转达敬意。”

听到西元寺的话，裕仁沉默不语。在两小时前，裕仁就获知军队叛乱并不是军人叛乱，而是如1917年俄国水兵式的叛乱，一场赤色革命。两个月来随着战事失利，国内遭受毁灭性轰炸，数十万失去住房、饥寒交迫的民众不断涌向赤坂离宫。不仅是寻求庇护，而是用沉默与严肃，表达无声的抗议、无言的要求：天皇必须归政，政府必须重新组阁。

裕仁清楚的记得出任摄政前戏剧性的一幕。出任摄政前夕，平素痴痴呆呆、间歇性发作精神疾病的大正天皇，却护住玉玺死活不肯交出。后来是西园寺元老连哄带骗，用尽对付顽劣幼童的手段，才得到国家权力的象征。不难想象，倘若逼迫天皇逊位，疾病缠身、奄奄一息的白痴，很可能一命呜呼……他不愿背负“不孝”的罪名，甚至，他还寄望以此博得贤明君主的美誉。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赤色分子主导的叛乱打破了自己和元老们制定的计划，镇压叛乱无疑可行，但需要时间，需要将其它师团部队调至东京，在此之前……

“福井川来到东京？你确定是福井川那个叛徒吗？通知宪……”裕仁大吃一惊，福井川竟然如此胆大，整个日本都在悬赏要他的脑袋，他竟然来到东京，刚想问是否通知宪兵队时，裕仁才想起整个东京充满起义士兵和暴徒，东京对福井而言如同新泻一般安全。

福井川无疑是日本最大的敌人，裕仁在噩梦中都会梦到这个三十七岁的男人。

帝国贵族、财阀在谈论起此人时，在恐惧的同时还略带崇敬，出于对一个“军神”的尊重，在短短几个月内一手将濒临灭亡的赤军再一次扩充成十余万军队，靠乌合之众多次击败进剿的精锐军，有时候裕仁会想，假如让其指挥皇军，或许皇军可反败为胜。而现在，这个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敌人，最残暴、无耻、卑鄙的敌人，竟然来到东京，而且同元老重臣会面。

“殿下，我和福井川进行了两个小时深谈，他或许信奉德拉莫克西主义，但他还是一个日本人，这一点从我和他之间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的感觉到，社工党和赤军希望结束内战。”说道这里，西元寺公望话声稍顿，等待皇太子的提问。

“结束内战？他们还有什么条件？投降吗？他们是不是要特赦？”如同抓住救命稻草，裕仁喜不自胜，赤军投降？有比这更好的消息吗？

“殿下，您认为赤军有投降的可能吗？”

“有投降的可能吗？”西元寺公望的反问让裕仁张口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