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西北生产出第一批真正国产自行车后，自行车的售价仍然被控制在三十元到三十二元，但是自行车的成本仅需要五元左右，随着红马、白马、飞人、飞鹰、燕子等十余种品牌国产自行车的先后问世，自行车价格在一年之中从三十元下降到现在十二元到十五元不等。降低到大多数人可以承受的价格后，国产自行车快速被各大城市赶时髦的年轻人所青睐、所接受，成为时尚风气。各式各样的自行车似乎是年轻人的专利，甚至于一些女学生、穿着花布旗袍的名媛也骑上弯梁坤式自行车，相比于价格不菲的轿车，他们很容易说服家人为他们购买价格低廉的自行车代步。

作为距离西北最近的省会城市，太原受到西北的影响是明显的，太原是中国第一个引入西北现代化交通规则的城市，靠右行驶、路面斑马线、红绿灯、交通指挥等等，西北的交通规则源自于后世，相较于这个时代源自欧美的交通规则更为科学、实用，不过这并不是太原引入这一交通规则的原因。

阎锡山和他的幕僚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向西北示好，除了引入交通规则、城市规则最重要还是发展本地实业，一来可以像西北一样增强自身实力，二来可以向西北示好，这两点才是最重要的。西北推崇实业救国是举国皆知的事情，为了能够向西北示好，以避免被其侵吞，阎锡山和他的幕僚们同样高唱实业救国，阎锡山甚至于授意《太原日报》等太原报纸媒体宣扬实业救国是中国唯一可行之路，带着献媚的口气称赞西北为中国未来指明了道路，各省皆应以西北为榜样，称司马推行的工人福利制是古今少有的圣人之举。

当然顺便还不忘记说上一句“实业之根基乃和平之世，若诸省彼此以武力相威，实业必为损之……擅挑战事者，为破坏实业救国之根本，此为国之大敌，应全国共讨之。”反正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我山西现在是以发展实业行救国之举，谁若是来打我那就是破坏救国，那就是举国大敌，尽管没点明，但是大家都知道山西意有所指的方向，就是他的北方强邻西北。

光在嘴上说、报上讲显然不能表明山西实业救国的抱负，在阎锡山半威半胁下，太谷等地的银行、钱庄纷纷入股山西实业公司，同时面对巨额的利润山西商人像其它地区一样纷纷投资实业。靠山吃山，山西煤炭资源丰富举国闻名，西北投资最重要的几个煤矿都是建在山西大同等地，而早从1913年起山西机器煤矿就开始相继涌现，与此同时，山西省内组建了裕晋、保丰、保华、同泰、恒义等40余家公司，这些煤矿大都采用西北制造的采矿机器，实行半机械式采煤。一时间，晋煤产量大幅度增长，除了供应西北之外，更是远销京城、天津、上海、广东、香港和日本、甚至美国。

“滋……”尽管路口并没有什么行人和自行车，司机在看到红灯亮起的时候，仍然踩了刹车，中华-335型轿车稳稳地停在路口斑马线前，在阎督军以西北为榜样的号召下，太原同样注重交通规则，甚至于阎锡山还像司马一样强调规则的重要性，在这种路口没什么行人车辆情况下，仍然停车倒不觉有什么意外。

335型轿车是西北制造的第三款轿车，属于高档轿车，35升发动机为其提供了强劲动力，中华335型轿车实际上是30年代末德国宝马公司335型轿车按图仿制产品，相比之下只是多了汽车空调和收音机。中华335型轿车一经问世就受到各地富绅尤其是官员的追捧。

中华100型高级轿车高昂的价格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起的，而地方官员也担心那种汽车太过惹眼，最后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而面对大众的中华2系列轿车显然又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当本身就定位在豪华轿车上的335型轿车出厂后，立即以精美的设计、强劲的马力赢得了这些人尤其是地方官员和高级军官的追捧，以至于这种车有一个外号叫“督军车”或“师长车”。

此时停在街上的这辆335型轿车，看车牌上“晋1028”字样，太原老百姓都知道这辆车头有面五色旗的黑色轿车是阎督军的座车，1028是六年前太原革命起义的日期，阎锡山选择这个车牌可谓用心良苦，一是彰显共和革命，二是告诫民众不要忘记自己造山西共和之功。

“难啊！现在省议会里的一帮子议员，成天嚷嚷要晋省加入西北联合议会，外忧内患啊！这个狗屁西北待遇，根本就是狼子野心，还有那帮子议员，他们白拿了晋省百姓的俸禄，成日里想着把咱们山西卖给西北。”车上的阎锡山并没有因为座车等红灯而烦躁，刘笃敬的太原电力公司新电厂剪彩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才开始，所以阎锡山并不焦急，阎锡山心中想得更多的是那些他眼中的叛徒。

昨天十几名议员呈文，让阎锡山在无力之余感觉有些气恼，现在阎锡山远没有过去在对付袁世凯和段祺瑞时那般自信，对于西北的种种阎锡山根本没有应对之力，更别说还手之力了，此时阎锡山不禁庆幸自从山西省议会复会以来，自己把议会搁在那里当摆设，要是真给了他们权力，那还了得。

西北和中央政府不同，他们对其它省份从来不打不压，而且还提供贷款、技术帮你发展实业，可是他偏还在那自己做样子引诱地方上的士绅，以至于现在山西地方士绅不少都倾向于山西并入西北，准确的说是像黑龙江、新疆、蒙古五区一样并入西北联合议会，以便他们享受到西北待遇。所谓西北待遇实际上就是由银行按市价收购士绅多余土地，随后由政府担保银行再把土地出售给无地和少地农民，而农民则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

“百川，除非咱们像西北一样通过银行收地，否则士绅们还会再提下去，种一亩地一年收租只能收两、三块钱，可是投资实业，投资一块钱半年就能见回报，一亩地卖二十块钱，投资几万元的实业，一年挣个几万甚至更多都没问题。人性自来逐利，他们要并入西北就不足为奇了，可行里根本没钱买地，晋票早在半年前就没人认了，行里要不然用西储券，要不然就得用现银元，可不管是西储券还是现银都是现钱，难啊！”

同车的徐一清如此说道。作为山西银行行长，对于银行的现状徐一清比任何人都了解，年前人们拿着晋票到银行挤兑，要不是从金城银行和西储银行借了三千多万，现在山西银行早关门了，结果就是山西和西北一样，西储券是市场上的流通币，信用都超过银元。

千百年以来，中国人的土地情节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做官或经商发财了就置地置产，千百年来一直如此，在中国大多数士绅的财富是土地而不是现金银。随着两年来实业盛行，各地有眼光的士绅、地主将一部分土地出售后获取投资实业的资金，完成了从地主向实业家的转变，而投资实业获得的丰厚回报绝不是土地所能给予的。

投资实业获得超过人们想象的巨额利润吸引各地士绅，大部分士绅想卖地以投资实业，但却没有人愿意买地，大多数农民没有足够的资金买地，银行不愿意用土地担保贷款，他们更愿意贷款给企业，卖不掉手中多余土地的地主，只能坐守土地，眼看别人投资实业获取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