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企业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市场所带来的巨额利润的时候，日本的企业主为了更快的建立新工厂、扩大工厂产能，在占昔国外利润滚滚而来的同时，不断的加大着对本国工人的盘剥。

日本的工人们并没有从战争带来的战时繁荣中获利，反而因为经济增长物价指数上升的原因，导致他们的收入实际上严重下降。对于钢铁工人而言，相比与战争前，虽说他们的工资提高了，但是同时他们的工作时间却被加长到每天15个小时，虽然比战前多干了几个小时，但是因为物价的上涨，他们的工资所能买到的东西，甚至还不及战前。

小松原田不过是一个普通钢铁工人中的幸运儿，幸运的他抓住了机会，一举成为了富人，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小松原田成为了许多钢铁工人眼中的偶像，毕竟在小松原田的身上，他们看到了希望。

在希望破灭以后，数百名愤怒的钢铁工人们把中国人当成了罪魁祸首，而当他们砸掉那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的办事机构时，这些群情激愤的钢铁工人，总算找到一个一直压抑在他们心中的不满的宣泄口。

当已经赶到的日本警察，看到这些钢铁工人在那里打砸着的是中国人的办事机构时，并没有像过去钢铁工人罢工时那样，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警棍驱散这些钢铁工人，而是在那些钢铁工人的背后看着。好像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一般。

第二天，本地新闻的一个角落里一篇标题为《钢铁工人愤砸支那办事处》新闻报道，配发的新闻图片可以看到那些疯狂发泄着不满的钢铁工人。和周围围观日本警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北九州发生的这一切。就像是扔在湖中的一个小瓦片一样，并未在日本引起什么反响，对于日本轻工企业界而言，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大中小企业的竞争则是最重要的事情。

将希望寄予政府已经几无可能，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916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因为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所谓“二十一条”，态度过于强硬。最终引起元老派的不满而被迫下台。

取而代之的寺内内阁吸取大隈内阁失败的教训，为争取缓和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的情感，修改了前任的对华外交方针，尽力标榜“中日亲善”与“经济提携”，并以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作为交换条件，谋求与北方政府的合作。如果说在一个月多前，大隈内阁尚未倒阁之前，日本轻工业界还可以寄希望于政府通过国货扶持运输法案。以增加本国商品竞争力，但是现在指望寺内内阁显然不甚可能。

毕竟现在的寺内内阁的对华外交方针已定，不可能为了一群商人而更改，更何况日本船运业根本不可能支持这种利他不利已的扶持法案，毕竟运输中国货已经占到整个日本船运业的运输总量的30％以上。在这种前提下。船运业联合了造船业，甚至钢铁业三者一体与日本轻工业界的抗争，再加上寺内内阁的对华外交方针的拟定，便得日本轻工业界认识到了一个现实，想与中国企业在竞争只能通过合理的商业行为。

日本国内的争执通过报纸传到了中国。再通过中国的报纸。让人们知道原来中国的轻工业界，竟然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一年之中产值扩大了十倍！甚至于连强国之一的日本，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轻工业界的压力，无疑这一切让一年前在举国上下反对日货的国民兴奋不已。

看到报纸上引用日本报纸对中国实业界的分析，也使得国内民众第一次感受到实业救国并不是一条可望不可及的路，再联系到大量的地主、富绅因为投资实业而从中受益。

在报纸媒体的炒作和推动之下，“实业救国”一下子成了国内的主流，就连南北政府都不约而同的，打起了实业救国牌子，一时之间，开办工厂成了国内的主流。

虽说通过报纸宣传，作为实业救国的典范的西北工业区，则成为了响彻全国的一个名字，那些报社的记者们总是拿着西北工业区来证明，实业救国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工业区和工业区的核心西北公司毫无疑问的被推上了前台，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也正因为这些报社的宣传，使得国人都知道了在中国的察哈尔有一家西北公司，有一个西北工业区，而这个工业区拥有全中国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并且还在建设着钢铁厂之类的重工企业。得益于此，以至于国内有意创办实业的财东们，在办厂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从西北公司购买所需的机械设备，一时之间使用西北公司设在各地的分公司、办事处门前到都是咨询机器事宜的财东、技术人员。

而其中一部分财东，在从报纸上得知西北公司以机械、技术参股的方式，在西北工业内与外界合办企业之后，他们便有意在西北工业区内投资。得益于这些国内的财东在工业内的投资，使得西北工业区，几乎每天都有几家工厂破土动，西北工业区好像迎来了一个井喷似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