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已经和美方达成协议，将引进100万立方炼铁高炉全部详细施工图纸，以及15吨马丁炼钢平炉全套图纸，我们公司现有的技术能力完全可以生产这些冶金设备中并不复杂的附属设备。”终于问道点子上了，实际上这个时代中国被迫从国外进口炼铁高炉、炼钢平炉很大原因是因为自身不能掌握其技术，而不在于其生产制造技术多么困难。

在后世像这些炼铁高炉那怕是2000立方的大型高炉，也有很多并不大的民营企业生产。而像那种200立方以下的小高炉，更是只有小型民营企业才会生产。在后世购买炼铁高炉的全部详细施工图纸没有任何困难，就是国内已经完全消失的几年的炼钢平炉的图纸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在那个资讯发达的社会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什么技术保密问题。更何况一号设备引进，二号设备自产是司马早就制定好的规划，不能自已生产的那就引进，可以生产的就自己生产。最后争取一切设备全部自产。这条路总是要走的。这次在农商部会议室内举行的面呈会，与其说是面呈会，到不如说是“龙烟矿冶公司”的成立分股会，或者说是司马这个商界代表和众多的官商代表的分股会。

“司马董事长，面呈会现在结束，请你到会议室会休息室静候。我等将对龙烟矿冶公司是否交由商办，做最终决定。”坐在主位上的农商部总长金邦平对司马说道，将龙烟矿全部交给司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外人商办，最初就是金邦平的主意，而金邦平之所以这么提议，其中更多是出于自己的私心。徐世昌、梁士诒等等那些个盯着龙烟矿的人可都是北方政府的元老级的人物，如果交给他们办理到时他金邦平能喝到口汤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但是交给司马商办却不同，司马的呈文中已经详细的募股方案，按照这个募股方案，他金邦平至少可以参股十万元，按照每年纯利近千万的前提，这龙烟矿冶的十万元的参股可就是一个源源而来银坑。

会上最终还是拍板决定龙烟矿冶公司全部交由商办，但农商部组成督办处，龙烟铁矿预计募股一千三百万元，其中西北通用机械公司以机器折股五百万元，现金入股三百万元。方案一被通过批准西北通用机械公司便等于拥有龙烟矿冶公司615％的股份，在未来的龙烟矿冶公司中占有享有控股权。

虽然说整个方案基本上是按照司马上呈的公司开募股呈文办理，但是实际上司马仍然被农商部的官员们摆了一道，按照呈文上西北公司以机器拆股至少相当于五百五十万银洋，而且是不设上限。根据实际需求增股。

而在农商部最终通过的开办方案的里却明文规定“西北通用机械公司以龙烟矿冶公司所需全部生产设备折股五百万银洋股份”，虽然并没有什么大差别。但是这就意味着西北公司必须要提供龙烟矿冶公司未来开办时所需的全部设备，而且是只能折价五百万银洋。那怕是西北公司提供了八百万、一千万的机器也只能折股五百万元。换句话说司马的西北公司还是被农商部的这些人给涮了。

第87章 宴会

京城东交民巷是正阳门和崇文门之间的一条东西向街道，1860年，根据天津条约，外国可派公使常驻北京，各国纷纷来华在此地建馆，由于公使馆聚集此地，东交民巷便被称做使馆区，但这时的使馆区只是地理概念上的，实际上是官府、商家、居民杂居的。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清军和义和团曾围攻过使馆区，所以，在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将东交民巷附近划定为使馆区，界内的中国官、民均要迁出。界内建外国兵营并驻军，自设警察和管理人员，中国军队、警察不能进入，中国不能在界内先例任何主权，使馆区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国中之国”。《辛丑条约》的附件还划定了使馆区的范围：东至海岱门（今崇文门）大街、西界前门内兵部街、南至南城根、北至东长安街。

整个东交民巷地区内除了各国公使馆和住宅外，还有银行、邮政局、洋行、医院、饭店、俱乐部等建筑设施。馆区内原有的翰林院、銮驾库、王公府第、祠庙、民宅等都被外国公使馆占做馆址或辟为兵营操场。

每个使馆都有自己的围墙，整个地区外围又筑起高墙，墙上建炮台碉堡，墙外掘壕沟为隔离带，各出入通道架设铁栅栏门，由外国士兵荷枪把守。身为世界列强之一的日本驻华公使馆同样设于东交民巷，自日本驻华公使设立一来，日本公使馆便是日本在华扩张核心组成部分。

“公使先生，陆先生派人告知，中国农商部已经批准西北通用机械公司独立商办龙烟铁矿。”公使馆的参赞小末汇报完毕后就站在一旁。

“两年前，安特生刚一发现龙关铁矿，在中国人还没关注那里的时候，我国的大仓洋行就搜信到了龙关铁矿的情报，而且拿到了矿石标本，并且派出了技术人员到龙关勘察，结果得到的是什么结论？此矿只可制染料而不能制铁。为什么现在中国人要投资一千三百万元开发龙烟铁矿！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明明白白的说那里的矿石可以制铁！”日置益大声地喊着，手里挥舞着龙关铁矿的资料，还有一份两年前铁矿刚一发现时大仓洋行派出的技术人员对龙关铁矿的勘察报告。

日置益是日本驻华公使中少有的几位必须提到的驻华公使之一，1900年任驻华使馆头等参赞，参与八国联军侵华及镇压义和团活动。1914～1916年，日本驻中国大使。1915年1月18日，就是他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递交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也因此让他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必会提起一的日本人之一。日置益为什么此时会这么愤怒，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针对大仓洋行的这份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