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看到咸阳政局平稳，随即决定西巡，与大月氏王紫苏会晤。

就在这个时候，关东出事了。

《韩非子》在全国郡县刻制，凡帝国官僚都要研习，各级学府都要教授，但现实情况是，大秦本土郡县基本上能严格执行，而在关东地区却遭遇到了巨大困难和阻力。

秦人官僚毕竟有限，即便以武将领文职，也一样严重不足。治理一个郡县需要真本事，仅靠认识几个大字远远不够，再加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实际情况，所以关东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各级府署中，大量征募关东士人充任掾属。

法家大贤和法家学术在关东诸侯国中的变法中曾经辉煌一时，但因为关东各国的变法先后失败，所以法家学术必然衰落，唯有在变法成功的秦国大放异彩。关东士人研习法家学术者寥寥可数，这导致咸阳的这一命令在关东地区根本无法执行。

难道把这些不是研习法学的掾吏统统赶走？当然不能驱赶，就靠这些人做事了，再说秦人的地方军政官长还要靠他们来培植和发展地方势力。既然这些人不能驱赶，要继续留用，那地方的军政官长如何执行咸阳的这一命令？

这些人根本不会研习法家学术，即便在强制情况下不得不学，也是一目十行，敷衍了事。不过考虑到他们自己的“饭碗”，他们尚不至于与官长们直接对抗，但地方的名士大贤不能不反抗，这关系到他们的生存，自身的生存和学术思想的生存。

按照咸阳的命令，中土的士子若想进入仕途，就必须研习法家学术，入仕考试的基础就是法学，而官僚的考核还是法学。学而优则仕，否则刻苦学习干什么？所以中土的士子只能去研习法学。

如此一来，其他诸子百家怎么办？没有士子研习，这些学术思想岂不失传？

第一个跳出来反抗的就是儒学，就是鲁国故地的孔氏世家，就是山东大贤孔鲋（fu）和他的数百名弟子。大秦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是孔鲋的弟子。

儒学领袖孔鲋振臂一呼，其他儒学大贤、名士当然响应，于是中原、河北、山东和两淮的儒家弟子纷纷以上书、进言等方式向咸阳和当地郡县官长提出抗议，其中一些情绪失控者更是直接冲击当地的府署和学府。

儒家为生存而战斗，其他诸如道家、墨家、名家等诸子百家随之响应，反抗大潮迅即席卷关东。

六国潜匿余孽乘势而起，遭到秦人杀戮的神仙家方士也乘机散布谣言，更有图谋复国的六国流亡贵族和逃亡任侠在其中推波助澜，关东形势骤然紧张。

关东地方郡县的掾吏有的公开支持，有的默许和纵容，有的即便态度不明朗，但也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师长和同门，而地方郡县官长们不管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从地方大局考虑，在咸阳没有做出明确指示之前，也以劝说和安抚为主，只有极少数地方官长态度强硬，打算以武力镇制的方式强行压制，然而，通风报信者众，不待有所动作，反抗的士人就逃逸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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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郡国纷纷上奏，以稳定地方为借口，有的恳请咸阳改变政策，平息事端，试图以此来赢得关东士人的好感，得到他们的支持；有的则恳请咸阳下诏镇制，以便乘机扩大地方权力，尤其是扩张地方镇戍力量，借机掠夺地方财富。

咸阳的文武百官在朝议上也是各执一词，有的坚持安抚，有的坚持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