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亲赴蓝田大营巡阅十万将士，赐以重赏，并准许将士们依次返乡探亲。

十万将士高呼“万岁……”，谢皇帝圣恩。

始皇帝在将士们的高呼声中意气风发，更加坚定了在其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权的宏图大愿。

站在皇帝身后的公卿大臣们却是各有心思。

十万北军回镇京师了，大秦京畿及其本土更加稳固了，始皇帝和中央权威越来越大了，而随着“与民休养、轻赋薄徭”之策的全面实施，关东各地的形势渐趋稳定，尤其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的暴民，更是随着赋税徭役的大范围减免而销声匿迹，叛乱之危渐渐消弥于无形。

中央财政虽然锐减，但随着北疆局势的缓解，北军规模的减小，随着大秦和北虏停战开市，北疆镇戍所需军资急骤减少之后，中央财政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危机正在得以缓解。

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两三年之后中央财政随着中土国力的恢复，随着大秦总财富的增长，在“触底反弹”之后必将迎来一个爆发期，由此彻底摆脱危机，而中央权威将随之达到一个新高度。

然而，这一新形势在促进中土稳定，在促进中央稳固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势力的发展，也就是说，未来，中央和地方在权力和财富上的争夺将越来越激烈，而这种争夺必将危害到中土的稳定，危及到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十万北军之所以回镇京师，北疆武力之所以削减，是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极力阻碍“分封”贵族集团全力推行休养生息之策的结果。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以对军权的集中来抵御“分封”贵族集团利用休养生息之策来加速地方势力的发展，来控遏地方势力掠夺更多的权力和财富，继而达到压制“分封”的目的。

中土刚刚开始的大好形势之下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心知肚明，但迫于中央财政危机，迫于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软弱，他们只能在妥协中先行稳固中央权威和确保对大秦本土的控制，然后在中央财政危机解决之后，再想方设法打击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最终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

“分封”贵族集团对这一危机同样清楚。他们控制着地方势力，而地方势力在被征服地区有个立足和发展的过程。秦人若想在被征服地区立足，不仅仅需要武力，更需要给被征服地区的国民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就需要中央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休养生息的政策不仅仅可以让被征服地区的国民吃饱穿暖，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还可以让以秦人为主的新的地方势力迅速发展壮大，继而与中央形成抗衡，夺取更大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最终实现“分封”。

从这一最终目的出发，“分封”贵族当然要竭尽全力阻扰中央权威的增长，加剧中央财政的危机，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军权的集中，然而，做为大秦政治格局中的“第三股”政治势力的武烈王和北疆武力，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了支持始皇帝和中央，不但毅然中止了北伐，延缓了北疆发展的步伐，还削减了北军兵力，把十万老秦将士的控制权交给了中央，导致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了先机。

“分封”贵族集团绝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肯定要“反击”，他们正在耐心地寻找“反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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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武烈王公子宝鼎出塞，巡视了苍头河和岱海两地的边市，并在金河山与匈奴左贤王、左谷蠡王等左方诸王会面。

这时候的匈奴人在四个方向都有敌人，漠北有丁令、浑庾、屈射等部落，东面有东胡诸种，西面有河西大月氏和乌孙、楼兰等西域诸国，南面则有统一中土后的大秦，而在其内部松散大联盟中也有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很多部落王为了确保自己在联盟中的地位和实力，不惜引入外敌来打击对手，这导致联盟内部时刻都有分裂的危机。

单于庭实际上也是内忧外患，选择与中土大秦议和也是迫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