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右丞相隗状、驷车庶长公子豹、治粟内史甘罗和少府卿赵高为首的中枢大臣借助武烈王公子宝鼎的这份奏章，马上举起了“休养生息”这面“大旗”，坚决主张“稳定”战略，要求实施“轻赋薄徭”之策，并有限度地重开市榷，鼓励私人营商。

始皇帝和以左丞相李斯为首的中枢大臣则坚决要求维持既定战略，维持既定的赋税和徭役政策，进一步遏制工商业，集财赋于中央。

“休养生息”之策对稳定帝国的好处不言而喻，但此策一旦实施，名义上是“让利于民”，“官不与民争利”，“先民富，然后则国强”，但实际上受益最大的是贵族集团和地方郡县，这将导致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民富了，普通国民吃饱穿暖了，家里有余粮了，而地方富豪也是重新崛起，那么很显然，地方势力就大了，尤其那些富裕郡县，因为地方上有钱有粮了，实力强了，其欲望必然膨胀，必然导致其对抗中央。

前两年中央为稳定新占领地区，掠夺地方财富，把关东六国的大约十万户富豪全部迁徙到大秦本土，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工商业者。此策实施后，受到直接打击的就是中土工商业，可以说，此策把中土工商业打得一蹶不振，咸阳很轻松地就完成了“重农抑商”的政治目的。

中土几百年来各诸侯国都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工商业来增加赋税收入和收购稀缺资源，如今中土统一了，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当然需要“重农抑商”，但帝国在统一之初不是“重农抑商”，而是直接摧毁了私营工商业，试图以官营来垄断中土工商业，这直接侵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当然会遭到强烈抵制。

从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军、政、财等权力都要集中，但如此一来，地方利益如何保证？贵族们的利益如何保证？普通国民的生存如何保证？所以必然发生尖锐斗争。

第436章 为何恐惧？

加建封国的事暂时不敢提了，北伐之议也暂时搁置，那么朝廷理所当然要休养生息，要恢复国力，只是国策应该怎么走，是集中财赋于中央，继续增赋加税，以加强王国之利，还是让利于民，轻赋薄徭，让中土之民安居乐业？

这两种不同的国策走向涉及到“集权”和“分封”之争，中央和地方之争，中央若想阻止“分封”就必须遏制地方势力的发展。

在这种尖锐矛盾下，虽然中土之民至今还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并没有享受到中土统一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尤其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此起彼伏的叛乱和国民不堪重负有直接关系，但中央以北部疆域面临匈奴人入侵重压，南北战争中开战在即，中央财政无力支撑为借口，坚持增赋加税的财政集中政策，确保中央可以长期有效地遏制地方势力，继而以此来阻止“分封”扩大化，把帝国迅速推向中央集权的轨道。

咸阳为国策走向问题，从五月下一直争执到七月初，持两种治国理念的贵族集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始皇帝和李斯等坚持“集权”的贵族在廷议上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当前这种政局下，来自关东系的蒙氏等军功豪门和关东博士集团也站在了大秦本土贵族的立场上，也认为大秦应该休养生息，应该轻赋薄徭，利用目下国内外形势渐趋稳定的有利条件，全力以赴恢复国力。

随着时间的延续，地方封王、郡县官长和镇戍统率也逐渐加入到这场国策走向的争论中。无疑，地方官员当然要从地方利益出发，所以他们纷纷举起了“稳定”这杆“大旗”，以国民的困窘为借口，反对中央财政集中，反对中央对国民的横征暴敛，强烈要求中央让利于民，让国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继而赢得稳定和发展的有利局面。

形势对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越来越不利，但他们信念坚定，即便面对汹涌澎湃的洪流，也是岿然不动。

然而，中央的任何决策，最终若想得到忠实执行，并实现决策者的最终目的，那就必须赢得整个统治阶层的支持，至少需要赢得统治阶层绝大部分人的支持，假如帝国绝大部分贵族都反对中央的决策，那么决策肯定得不到忠实执行，决策者的目的肯定实现不了，甚至出现与决策者的目的背道而驰的现象，那对中央权威的打击就非常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