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文化也是不断发展的，诸子百家各有其长，但其中显赫者还是墨家、道家、法家和儒家，尤其道家、法家和儒家更是人才辈出，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理论。

以法家为例，商鞅“任法”，申不害“用术”，慎到“重势”，到韩非则集“法、术、势”而大成。

儒家则是自孔子始，到子夏开创西河学派广为传播，其后有曾子一派主张“修身治国”，而孟子则主张“王道”和“仁政”，到了荀子则主张以“礼”治天下，以“仁义”和“王道”来统一天下。

今日大秦朝堂上，“礼治”和“法治”之争是主流，而“师古”和“从今”两种治国理念更是激烈碰撞。

“礼治”一派主张“师古”，从周礼，封土地，建诸侯，他们的背后有豪门贵族的支持。

“法治”一派主张“从今”，以法治国，中央集权，他们的背后是帝国的皇帝，还有以武烈王公子宝鼎为首的坚持“大一统”理念的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处在帝国权力的颠覆，拥有强悍的实力，但正因为傲视群雄，才有高处不胜寒之忧，只要一步错，则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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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宝鼎要离京赶赴北疆，临行前，他向始皇帝辞别。

始皇帝很憔悴，给人一种身心惧疲的感觉。帝国统一，国事繁忙，而始皇帝又事必躬亲，岂能不累？

宝鼎劝他，“过去陛下审阅的是一个王国十几个郡县的奏章，如今帝国有三十多个郡国，每日奏章无数，陛下通宵达旦，身体如何支撑？”

想到历史上始皇帝在十二年的时间里五次巡视天下，巡视途中依旧不知疲倦地处理国事，过度劳累恐怕就是他五十岁便撒手归西的重要原因。

“朕也想增加人手，也想让中央诸府有充足的人员，但财政拮据，短期内恐怕很难改变目前的状况。”始皇帝抬头看看宝鼎，笑道，“如果你能留在京师就好了，朕或许就能轻松一些。”

宝鼎苦笑，“北疆形势没有取得根本性好转，南北战争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回转京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现在，一帮老将云集北疆，很多事情变得异常复杂了，我必须亲自坐镇大行辕，以确保北疆局势在可控范围之内。”接着他指指案几上的文卷，对始皇帝建议道，“太子在外征战多年，文武兼备，适当的时候陛下也应该让他帮忙处理一些国事。”

始皇帝的眉头微微皱起，眼里掠过一丝不满之色，“当初谁让他拜淳于越为师的？”

宝鼎知道始皇帝担心什么。淳于越正是主张“礼治”，“师古”分封的博士领袖，几年后正是他和周青臣在朝议中的争论把“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公开化了，最终导致了“焚书”一案的爆发。此案表面上看是儒家和法家在学术理论和治国理念上的尖锐冲突，但实际上是“集权”和“分封”之争，是持“集权”思想的法家大臣们与持“分封”理念的豪门贵族之间的一场血腥博弈。

“焚书”一案不仅烧毁了传承数百年的中土文化，也宣告了帝国在中土文化统一上的失败，同时也是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