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统一大业基本完成了，那么统一大战就不再是咸阳的第一要务，相反，稳定和控制新占领疆域，迅速恢复国力，才是咸阳的当务之急。

大秦统一中土，仅靠灭人国，占人地，显然无法持久，必须收服人心，而赢得中原、河北和山东三地的民心，更是重中之重。如何收服民心？当然是让利于民，让天下苍生都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统一带来的好处，让他们切身感受到秦人的统治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轻赋薄徭”这一休养生息的基本原则的本质就是让利于民，就是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划一大块给普罗大众。

从土地私有化到重建世袭，再到轻赋薄徭，武烈侯一步步地把自己“让利于民”，把自己“民富，则国强”的政治理念逐渐落实到国策中，这导致大秦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不断地向“民”倾斜，这个民不但包括豪门贵族，寒门贵族，也同样包括普通国民和庶民。

秦王政和他的追随者们从这些国策变革中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些变革实际上正在增加地方和民众的权益，而中央的权力和财富却受到了削弱。

然而，中土形式摆在这里，统一前后的各种矛盾层出不穷而且越来越激烈，尤其“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已经严重影响到国祚安危，这时候中央应该及时调整策略，应该把稳定疆土、休养生息、恢复国力放到最高的位置上，而统一战争则应该暂时停止。

秦王政再一次拿出了他的特权，下令中原决战结束，王翦和中原大军陈兵于淮河以北，麃公和东南大军坚守于彭蠡以西，与楚国形成对峙。

第404章 能否回京？

中土现在是百废待兴，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比如南下灭楚要花钱，北疆防御要花钱，新占领地区的局势稳定和经济恢复要花钱，统一全国的文字、度量衡、钱币甚至包括整修连通全国的驰道都要耗费大量钱财，而咸阳财赋早就入不敷出，赋税的征缴和徭役的征发力度已经是越来越大，国民不堪重负。

武烈侯在这个时候提出暂缓南征灭楚，先稳固已占领疆土，实施“与民休养，轻赋薄徭”之策，虽然可以迅速稳定大秦疆土，恢复大秦国力，但因为政策上是推行“轻赋薄徭”，是“让利于民”，所以贵族、普通国人和庶民都可以从中受利，而中央和地方府署却因为赋税增收和徭役征发暂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反而无法享受到“休养生息”带来的直接好处，因此，这一变革策略在中央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从贵族的立场和利益来说，他们当然赞成“让利于民”了，他们自己就是“民”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就是这个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但从中央和王国的立场和利益来说，“轻赋薄徭”在短期内，在王国总财富没有达到一定高度，在“民”没有满足自身需要之前，中央和王国实际上无法从这个政策中受益，相反，还要把本属于中央和王国的利益让渡于民，这导致中央无法集中王国财富进行一系列的可以帮助中土进行重建、恢复和发展的大事情。

归结到战略层面，就是要稳定还是要发展？

如果要发展，现阶段也就是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如此就要以牺牲稳定为代价，其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可能就是叛乱迭起，镇戍地方的功臣更有可能借助地方势力割据称霸，继而形成分裂。到那时中土陷入战乱，大秦危机四伏，国祚岌岌可危，统一大业功亏一篑，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果要稳定，现阶段就必须实施“与民休养、轻赋薄徭”之策，那统一大业就要暂时中止，其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有两个，一个是地方势力乘机坐大，镇戍地方的功臣即便不割据称霸，也会与中央形成对抗，中央的权威一旦受到压制和打击，旋即就会造成第二个恶果，那就是统一大业受阻，中土一分为二，大秦和楚国可能会划江而治，大秦陷入南北受敌的窘境，到那时就算国力增强了，发展也是极度缓慢。

如此一目了然，不管是要稳定，还是要发展，对中央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地方势力，就是镇戍地方的功臣，就是中央鞭长莫及的边陲封国和边陲郡县。说到底，就是“集权”和“分封”这对当前最大的最重要的矛盾始终存在，始终威胁着大秦，中央不论是实施“稳定”战略还是实施“发展”战略，都严重受制于这个最大的矛盾，都被这个矛盾所捆缚，无法放开手脚痛痛快快地建设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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