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变革思路归结到土地制度上，一个就是坚持土地“国”有，计口授田，确保耕者有其田，确保社会稳定和赋役的征缴；一个则是土地私有化，把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从而产生出最大的经济效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秦在统一中土之前，计口授田的土地制度显然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迅速增强了国力，但统一之后，整个中土都要发展，整个中土的局势都变了，国策必然要随之做出改变，那么这一土地制度是否依旧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稳定，土地和人口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计口授田制度的弊端必然无限放大，所以土地制度肯定要改，但如何改，何时改，怎么改，却直接关系到王国的兴衰存亡。

宝鼎在这个时候，在统一大势刚刚明朗的时候，在国策变革的思路尚未正式确立的时候，利用河北大饥荒造成的人口减少和土地荒废，利用赵国灭亡后河北急需稳定的局势，利用大秦律法的空白和漏洞，变相地推行和实施土地私有化，将对咸阳政局发展和国策变革的走向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

王翦和王贲陷入沉思，楚系的杨端和和关东系的豪门贵族冯毋择也在深思。

公子扶苏以淳于越为师，在过去的两年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在咸阳根本学不到的治国理念，而这些经世济国之道让公子扶苏认识到了大秦“法治”的不足之处，不过公子扶苏依旧稚嫩，他没有淳于越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也没有公子宝鼎从前世带来的先进思想，所以他对咸阳的国策变革之争虽然极度关注，但无法辨别两种变革的利弊得失。

然而，公子扶苏崇拜自己的叔父公子宝鼎，而对自己的父王却不满。自己的父王拒绝立储，叔父却不惜代价要把自己推上储君之位，两相对比，公子扶苏自然喜欢和依赖这位年轻的叔父。这种崇拜和依赖影响了扶苏的判断力，很多时候他即使认同咸阳在某些政策上的坚持，但因为叔父的反对，他也就旗帜鲜明地跟着反对，而叔父所坚持的，他也坚决支持，不论这种坚持是对还是错。

扶苏看到王翦等人沉默不语，对叔父的决策犹豫不决，于是开口说话了，“今年河北到目前为止风调雨顺，但河北有大量荒废的土地无人耕种，与此同时，河北有大量的饥民在等待赈济，这是为什么？饥民不回去耕地，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河北又谈何稳定？大饥荒如果延续下去，河北还要死多少人？河北饥民会不会发生暴乱？河北迟迟不能稳定，不仅仅影响到代北和中原两地的局势，也影响到中土统一的进程。这些严重后果与土地买卖的后果相比，孰轻孰重？”

王翦等人已经习惯了公子扶苏在决策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公子扶苏的飞速进步让他们非常欣慰。能亲自培养和扶植一位未来帝国的君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荣耀，也是一笔难以估量的财富。

王翦等人并无意反对公子宝鼎的决策，只是他们必须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进行一番利益上的权衡，以便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如今未来的储君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土地买卖的支持，他们当然不能继续沉默。

“河北的机会很好。”王翦说道，“此事即便传到咸阳，咸阳也无力阻止，除非他们愿意承担河北崩溃后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接着他轻抚长须，问道，“代北呢？此策是否在代北推行？”

宝鼎摇头，眉头紧皱，目露忧色，“代北的事情非常复杂。中土统一后，代北的战略位置异常突出，未来南北战争的中心就是代北，代北是否稳固直接关系到中土的安危，所以代北的事情必须以它的战略地位为基础进行全面规划，难度太大。”

代北的重要性在刚刚结束的军议上已经有了全面阐述，它是匈奴人入侵中土的第一突破口，也是中土人远征大漠的最佳出口。无论在过去的岁月里还是在未来的历史上，代北始终是南北战争的中心地带。

代北是边陲，荒凉而贫瘠，但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又不得不进行巨大投入，而这种投入只能靠中土富裕地区持续供给。然而，代北距离中原等地太过遥远，交通又极度不便，导致这种投入的规模非常庞大，对国力造成了严重损害，而这种国力的损害又必然会对富裕地区产生严重影响。如此恶性循环，必将拖垮整个国力，最终导致边陲守不住，国内矛盾更是异常尖锐，这时一阵“狂风暴雨”便可摧毁王国。

大秦的急速败亡和其“南征北伐”便存在直接关系。帝国为了实现南征北伐和巩固其所创造的战果，修筑了连接咸阳和九原的“直道”，还开凿了连接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然后通过直道和灵渠向南北边陲源源不断地运送粮草辎重，而帝国为此付出的耗费却远远超过了帝国的承受能力，于是帝国内部矛盾空前激化，接着便轰然倾覆。

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历史阶段，因为生产力的落后，使得历朝历代都存在这一致命要害。从大汉开始，历朝都以边陲地区的“垦荒屯田”来做为缓解这一致命要害的首选之策，而伴随“垦荒屯田”之策的就是“人口迁徙”。

宝鼎依照历史的成熟经验，决定在代北实施“屯田”之策，但今日代北人口少，而且主要是以畜牧为生的北虏诸种，若要屯田，就必须从中土腹地迁徙农耕人口到代北垦荒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