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赵高坚决地说道，“回京就能破开此局。咸阳宫故布陷阱，而老秦人和楚系却将计就计，借着阻止你进京的名义，暗中把你逼上谋反篡位之路，逼得你和大王兄弟相残，以便他们渔翁得利。咸阳宫不值得信任，老秦人和楚系也不值得武烈侯为他们冲锋陷阵，但大王终归是你的王兄，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会杀你，相反，他会借助包括你在内宗室力量，向对手展开凌厉反击。”

宝鼎脸色微变。

赵高对宝鼎的国策变革方案非常清楚，虽然赵高支持国策变革，但以他对大秦律法的理解和多年的实践经验，他认为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即便实现了，也是后患无穷。

在赵高眼里，目前大秦的律法堪称完美。现今的国策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和完善，最终把大秦推向了中土霸主的位置，如今更是即将完成统一大业。种种事实证明，这一套国策是成熟的，也是适合社会发展的，完全可以治理统一后的中土。像宝鼎这种借着统一后所面临的诸多困难而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革并不一定正确，或许就是错误的，所以赵高虽然一直没有对宝鼎的国策变革方案提出反对意见，但此刻他劝谏宝鼎马上回京，与秦王政兄弟携手，等于把他的这一想法暴露了。

咸阳宫要杀宝鼎，老秦人和楚系却想利用宝鼎“反扑”咸阳宫，当秦王政和宝鼎两败俱伤之际，也就是咸阳宫和老秦人、楚系妥协之刻，不过这一次妥协对他们就有利了，毕竟咸阳宫连遭打击，关东人更是死伤惨重，秦王政实力大损，不妥协也得妥协了。

从当前局势来看，形势明显对宝鼎不利。赵高在万般无奈之下，献出这么一个“明哲保身”之策，不禁让宝鼎暗自叹息。此策说得好听一些叫“明哲保身”，说得难听一些就叫“投降”，向秦王政投降。如此宝鼎可保权势，而赵高也不会有生死族灭之祸。

宝鼎很失望，但他可以理解赵高心里的恐惧。宝鼎完了，赵氏也就完了，而赵高显然不想失去眼前的一切，这也是人之常情。

宝鼎脸上的笑容没有变，他想了一下，对赵高说道，“你这个办法的确有可取之处。我回到咸阳，有老秦人和楚系在外面的支援，咸阳宫暂时还不敢对我下手，最多也就是限制我的权力，阻碍我推行国策的变革，但你想过没有，一旦统一大业完成了，结果是什么？”

“治理一个诸侯国和驾驭一个中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国策肯定要改。”赵高看到宝鼎没有生气，心里的不安有所缓解，于是给宝鼎分析了一下国策变革的走向。

宝鼎发现，赵高的确是大秦官僚体系培养出来的精通大秦律法、深谙大秦律法精髓的官员，他的很多想法和秦王政，还有那些法家大臣们的治国理念非常近似，其核心正是大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执行了一百多年的基础国策，那就是中央集权制。君王和中央要集权，就必然要遏制和打击豪门贵族士卿和地方势力，剥夺这些人享有的权力和财富，从而铲除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所带来的一切弊端，比如战乱、分裂和贵族把持朝政所带来的国力损耗。

其实说到底，中央集权制最大的阻碍就是豪门贵族，但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四百年的大汉帝国，还是其后四百余年的两晋南北朝，因为豪门贵族控制了文化和学术，所以这些朝代的政治始终是世家门阀政治，也就是说，明明知道中央集权制的核心就是要铲除豪门贵族对政治的控制，但因为生产力、经济基础和文化学术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中央集权制始终达不到理想的要求。直到八百年后的隋唐，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文化学术的传播更为广泛，科举制度才得以盛行，由此才进入了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代。

宝鼎曾想过以提高农耕水平和推进冶炼造纸等科技的发展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的提高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上，仅靠部分科技水平的提高事实上根本无法推动整个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他不得不面对现实，老老实实从国策上进行改变。

如此一来，他就需要豪门贵族，把帝国政治逐渐引向中央集权制下的豪门贵族政治，世家门阀政治。在他看来，他若想拯救帝国，就必须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走，什么样的生产力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个发展规律就是“天道”，非人力可以改变。

秦王政和法家大臣们凭借着大秦一百多年来的法治实践，认为中央集权制是正确的唯一的治国之策，而他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忽略了发展规律。这一政策即便在大秦过去的一百多年的发展时间里，也是贵族政治。从诸侯国到帝国，这一国策不但没有维持，反而发展为高度中央集权，这显然违背了发展规律，最终导致了帝国的毁灭。

这种分析和推衍，宝鼎最近在蓼园反复讲述。豪门贵族听进去了，而寒门贵族都没有听进去。寒门贵族都是因为“法治”而拥有了现在的一切，包括大秦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们理所当然认为现行国策是正确的，他们当然会坚持现行国策，只有坚持现行国策，他们才能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更多，才能实现他们理想中的高度中央集权制。

孰不知，欲速则不达。寒门贵族毕竟是新兴势力，虽然它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它的力量还是过于薄弱，它诞生和发展的基础更为不堪一击，与世代传承的豪门贵族相比，他们难以抗衡，所以，妥协和合作才能双赢，才能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