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的“指鹿为马”固然证明了他的残忍，但也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低能和策略上的无能，靠“指鹿为马”这种手段控制朝政，驾驭百官，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手段。由此也证明了赵高“崛起”的突然性，他就是政治上的“暴发户”，他在没有“暴发”之前，不可能有能力去改变帝国的命运，所以他也不可能是“沙丘之变”的主谋。

宝鼎望着赵高，思绪在历史的长河里徜徉，对大秦的王统之争和帝国的崩溃逐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王统之争，必须在统一前解决，公子扶苏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问鼎储君，为此，他不惜与秦王政公开决裂。他和秦王政的决裂，肯定有助于大秦储君的确立。

赵高在宝鼎长时间的注视下，有些受不了，惶恐问道，“武烈侯，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

“你了解李斯吗？”宝鼎问道。

赵高和宗越面面相觑。刚才不是说小王子的事吗？怎么突然又扯到廷尉李斯身上了？他和小王子之间又有什么瓜葛？

“他虽然是楚人，但是靠吕不韦的提携才闻名咸阳。”赵高说道，“吕不韦被熊氏外戚击败，楚系不遗余力打击关东人，大王因此下令逐客。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是由此而生。李斯是国相府官员，在被逐之列，以他当时的处境，他不敢写《谏逐客书》，即使写了也到不了大王手上，但事实是《谏逐客书》不但到了大王手上，还让大王改弦易辙，废了《逐客令》，李斯更是因此从被逐之客一跃成为九卿之一。”

“这背后的秘密其实就是咸阳宫和熊氏外戚的一次斗争。这一次大王赢了，李斯立了大功，并赢得大王的信任。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大王是通过谁指使李斯写了《谏逐客书》？”

“尉僚？”宗越以不确定的口气说道，“我怀疑是尉僚。”

“蒙氏和冯氏都是大家族，吕不韦就是与他们联手和熊氏外戚针锋相对，但熊氏外戚的靠山华阳太后太厉害，要扳倒吕不韦，大王无奈妥协，牺牲吕不韦，保全了蒙氏和冯氏。当时蒙氏和冯氏深陷危机之中，肯定不敢激怒华阳太后，所以敢于给大王出谋划策，并说服李斯挑战熊氏外戚的人，只有刚刚到咸阳不久的尉僚。尉僚要赢得大王的信任和重用，就必须为大王排忧解难，这是一个最好的立功机会。”

“尉僚是由何人举荐？”宝鼎问道。

“吕不韦。”赵高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道，“这个我清楚，我当时就在咸阳宫任职。虽然是道听途说，但内廷里传出来的消息与事实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宝鼎想到了尉僚的结局。尉僚是魏国人，鬼谷派大贤。历史上大秦统一后，尉僚消失了，史籍上失去了他的记载，但有一种共同的说法，说尉僚完成统一大业后，辞官隐退了。真相到底是什么？是隐退了，还是被赶出了咸阳？

“这么说，在关东人当中，尉僚和李斯算是一系了？”

“他们都是吕不韦的人。”赵高说道，“尉僚、李斯，包括顿弱、姚贾、茅焦，还有甘罗，他们大都出身贫寒，因为投靠吕不韦而进入大秦。假如没有吕不韦，这些人中名气较大的不会效力于大秦，而有才华但声名不显的也难以出人头地。吕不韦死了，追随吕不韦的人也大都被赶出咸阳，但还是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这些人在大秦没有根基，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所以他们自然也就走到了一起。”

这些情况宝鼎其实都知道，但宝鼎既然问，赵高不好不说。在他看来，宝鼎或许是想从自己的解答里寻找某种对策。

“蒙氏是齐人，冯氏是韩人，这两大家族入秦的时间比较长，又为大秦屡建功勋，在大秦有一定的根基。这两家虽然同属于关东势力，但事实上各成一系。”赵高继续说道，“自武安君一案后，蒙氏就受到了昭襄王的重用。孝文王继位后，因为孝文王的生母夏太后是韩国公主，冯氏与韩国宗室又有姻亲关系，所以冯氏也受到了重用。蒙氏和冯氏如今是大王的左膀右臂，是大秦的股肱之臣，权势煊赫。他们在大秦有根基，很多时候必须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他们和尉僚、李斯这样的纯粹外来者在很多方面还是有本质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