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发生的事他一清二楚，无论是黑冰台还是潜伏黑衣，都给了他详细的禀报。公子高出镇江南，在咸阳掀起了轩然大波。王统归属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争论，朝堂议论的焦点还是大秦基本国策的改变。

大秦自商鞅变法以来，遭到打击最严重的就是宗室和豪门贵族，他们的特权被一点点剥夺，他们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这也直接导致了宗室和豪门贵族的没落，与此同时，寒门贵族和军功贵族乘势而起。王国在发展和强大的同时，国策也更倾向于既得利益团体，权柄也渐渐被他们所控制。

昭襄王主政后期，这一现象达到顶点，最终引爆了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血腥残杀。熊氏外戚被驱赶，以武安君为首的豪门贵族遭到了重创，但寒门贵族也遭到了凶猛的反噬，损失惨重，大秦由盛转衰，最后仅靠蔡泽、蒙骜等关东人勉强维持。

熊氏外戚重新崛起后，咸阳矛盾更为复杂，本土老秦人包括宗室在内的利益集团与楚人、关东人等非本土利益集团的矛盾连续爆发，但归根溯源，还是大秦基本国策的问题。大秦基本国策秉承商君的“法治”，“法治”的核心就是如何分配大秦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在权力和财富中的分配比例。因为“法治”的目的是“强国”，那么“国”就应该占有最多的权力和财富，如此一来，在权力和财富分配中占有比例最高的宗室和豪门贵族理所当然成为“打击”和“削弱”的对象。

这就是大秦强大之后，各方势力矛盾激烈，血腥厮杀，继而导致政局连续动荡的重要原因。

“国”强大了，权力和财富更多了，其原有的分配比例对“国”就不利了，于是就要修改，就要从既得利益集团的嘴里“抢食”。谁愿意把到嘴的食物再吐出来？没办法，只有杀。

昭襄王主政后期就是如此，血腥残杀，触目惊心。昭襄王一死，熊氏外戚再度崛起，当然不满意昭襄王所拟定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方案，于是再杀，政局极度动荡。现在华阳太后死了，秦王政总算熬出头了，他当然也不满意现有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他要集权，要总揆大权于一身，于是杀戮再起。

中央集权所对应的地方制度是郡县制。当前中土除了秦国和赵国实施郡县制以外，其他诸侯国都是采取郡县和分封并存制，君权相对来说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和君权受限下的郡县、分封并存制，其本质核心就是对王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

现在秦王政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随着大秦在统一战场上的不断胜利，疆土的不断扩大，权力和财富的不断拓展，王国的权力和财富如何再分配。

昭襄王时期的“两败俱伤”最终伤害了王国，大家都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这是血淋淋的教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秦王政当然不敢重蹈覆辙，但大秦强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得益于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和财富的合理再分配，所以按照这样一条“正确”的路走下去，随着韩非集法家学术之大成的“法治”理论的出现，秦王政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和认定“中央集权”才是唯一可以推动大秦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东诸侯国一个个倒在大秦的攻击之下，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关东诸侯国所采取的国策是错误的，是无法推动王国持续发展的，由此更加坚定了秦王政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中央集权”的推崇。

武烈侯并不反对中央集权，但早在他第一次与秦王政讨论治国之术的时候，他就说到了在统一之初就实施中央集权的诸多弊端，考虑到现实情况，他主张统一之初还是要采取以与民休养为最终目的无为而治，等到王国强大了，中土稳定了，才开始渐进式改革以集权于中央。说白了就是一个以“德”治国，以“德”征服关东六国的人心，另一个则是以“法”治国，以强权驭民，以武力征服关东六国的民众。

秦王政和他的追随者们当然不能接受武烈侯的主张，所以一脚把他踢出咸阳，不允许他干涉国政。

武烈侯却自有干涉国政的办法。最早把公子扶苏请到中原坐镇，大家都以为是武烈侯是为了“王统”。现在武烈侯又逼迫咸阳把公子高放到江南，让公子高代替他继续实施西南策略，这时候如果咸阳还不能从中看出武烈侯这一系列谋划背后所隐藏的用意，那真的是睁眼瞎了。

武烈侯不能“从上而下”改变国策，他就选择另一条路，“由下而上”去改变国策。王子出镇，割据一方，当分封制成为事实的时候，当中央集权受到空前阻力的时候，国策不改也得改，否则就是逼着地方造反了。

这才是武烈侯谋划的开始，咸阳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其扼杀，然而，现在形势对咸阳十分不利，秦王政不想第三次失败于河北战场，他更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吞并赵国的机会，所以他权衡再三，只有暂时与武烈侯妥协，等到赵国灭亡，统一大局确立之后，他再和武烈侯正面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