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如今剩下五个诸侯国，秦国疆域最大，实力最强，也是商机最多之地，一旦秦国决定“抑商”，那么暂时没有受到波及的商贾们只好向齐楚两国转移财富。赵国灾难重重噩运当头，当然不合适迁居了。至于燕国，位于中土东北边地，远远不及齐楚繁华，更不在商贾们的考虑之列。只是如此匆忙迁移，秦国不会置若罔闻，一旦激怒咸阳，后果不堪设想。留又留不得，走有走不掉，当真是走投无路，前途一片黑暗了。

唐仰和司马昌最先露面，宣读了秦王的令书。

巨贾们欣喜若狂，一个个振臂欢呼，尤其白氏、孔氏等中原巨贾，就像从鬼门关上走了一趟回来，狂欢之后，更是喜极而泣。

等到巨贾们心情平静下来，唐仰又宣读了护军府的几道命令，解除对白氏等巨贾的禁锢，解封他们的财产，督促他们安心经营，尤其各类手工作坊，年底前一定要投入生产。

司马昌又拿出了一些护军府急待解决的事情，比如向代北运送粮食布帛和药物，拆除中原境内的长城和关隘，制造独轮车、翻车、直辕犁、水碓磨等农具，乘着冬闲期疏浚和修缮沟渠城池，按照咸阳的要求拓宽中原主要交通要道为驰道，在舞阳、叶城一带修建大型冶炼作坊，在大梁建造中原第一兵器作坊，另外还在这个冬天全力扩建新郑和大梁两地的各类作坊，以实现手工业的规模化生产，为接下来的统一大战储备足够的战争物资。

用司马昌最后总结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为了统一大战”。

如此大规模的进行中原恢复建设，制造和普及新农具以及手工业作坊的扩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秦国刚刚拿下中原，稳定是第一要务，当然不能肆无忌惮地挥霍钱财和征调徭役，所以武烈侯就想了这个办法，积极调动巨商富贾，让他们把所有的力量投入到恢复建设和扩军备战之中，如此既安抚了他们，又给了他们合作和赚钱的机会，而官府则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其它方面，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巩固中原，一举多得。

巨贾们更加兴奋了。在武烈侯的努力下，大秦的国策并没有走向“抑商”，这让巨贾们高悬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接着武烈侯又给他们创造了赚钱的途径，利用这些途径把整个中原的巨贾都拉上了蓼园这驾马车，在利益密切相关的情况下，巨贾们将因此得到武烈侯的庇护，而武烈侯则需要巨贾们在钱财等方面给予全力配合，以便让蓼园的整体利益因为中原的巩固和发展而得到迅速提高。

大家的情绪高涨，那么在合作谈判中自然不会计较太多的得失，于是经过一天一夜的磋商，巨贾们终于在各个方面达成了约定。

大秦本土巨贾、南阳巨贾和中土巨贾经过这次整合，极大地拓展了蓼园的经济实力，这股庞大的经济实力与武烈侯的权势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一头张开血盆大口的猛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吞噬中原财富。

蓼园巨贾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商贾集团，这个集团控制了钱财和技术。在武烈侯的安排下，他们与中原五郡郡府在城池道路、农耕水利、山泽园林、作坊市榷、运输贸易、钱币借贷等一系列中原恢复和建设事项上达成了一揽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蓼园巨贾集团将在未来两到三年内承担起巩固和发展中原的主要任务，这将给蓼园巨贾集团带来丰厚的收益，而中原五郡将因此获得巨大成绩，大秦将因此牢牢控制和占据中原，并从中原获得大量的赋税收入。

这是一个多方互利互惠之策，但在这个看似完美的计策背后，却是武烈侯实力的膨胀和蓼园利益集团的崛起。

咸阳能否设置障碍予以阻止？秦王政和咸阳中枢根本没有想到武烈侯会拿出这样一个多方互赢之策，他们陷入了被动。如果人为设置障碍，致使中原无法迅速稳定，那么中原一旦出现叛乱和灾祸，中原之地得而复失，其责任就在咸阳，咸阳因此不但未能打击武烈侯，反而给了武烈侯反扑的借口。

咸阳中枢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武烈侯实力膨胀。武烈侯用的是光明正大的阳谋，他没有向国库要钱，也没有穷凶极恶地压榨庶民，而是利用掳掠所得和巨贾手里的财富恢复和发展中原，然后用未来的中原财富偿还欠债，就此把自己和巨贾们的利益紧紧捆到一起。

此后若要“抑商”就等同于打击武烈侯，但“抑商”之策事实上就是秦王政和咸阳中枢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摘了桃子就砍树，在道义上站不住脚，必定失去民心，而武烈侯却可以藉此机会反扑咸阳，与咸阳针锋相对，最终可能演变为一场内乱。

此策的深层次意义咸阳中枢看得一清二楚，蓼园巨贾集团当然更是心知肚明，现在武烈侯在他们心里就像神一般存在，跟在这样实力强悍的大权贵大智者后面，将来的前景一片灿烂。

然而，当武烈侯出现之后，却毫不留情地泼了他们一头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