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庸静静地听着武烈侯与熊炽、王贲和隗藏的密谈，用心分析着每句话背后的意思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变化。不久的将来，他将代替熊炽，成为熊氏家族的代表，参加这种控制天下命运的权力博弈中。想到整个天下都操控在自己手中，那种感觉实在是令人激动万分。

当前最为迫切的就是重新制定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方案，而这种方案的制定需要国策和军政财各方面具体政策的全方位配合，国策和具体政策的制定则需要三大势力控制朝政。

现在控制朝政的就是楚系外戚，但制定国策的却是君王和他的内廷大臣。

大秦中枢实际上就是内廷，内廷制定国策，外廷则主要负责执行。三公九卿都是中枢大员，参与国策的制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君王和他的近侍大臣们牢牢控制着国策的制定权。

依照武烈侯的谋划，基本国策要修改，在“法治”的基础上辅以“礼治”，但“礼”、“法”之争延续几百年了，事实证明“以法治国”在争霸兼并中明显占据了上风，大秦的崛起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然而，今日“以法治国”的思想与早年的法家学术思想已经有很大区别了。

“礼治”不适应时代需要了，而“法治”又严重损害了贵族利益，不被贵族所接受，于是这两种学术思想自然开始了取长补短的过程，子夏和他的西河学派应运而生。子夏是“儒学礼治”思想过渡到“法家政术”思想的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正是因为有了西河学派的理论基础，魏国的变法才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魏人公孙鞅更是在秦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法家学术思想也在进步，从公孙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到韩非的“法术势”之大成，而韩非的大成则得益于从师荀子，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礼治”思想，从而把“法治”思想推到了巅峰之境。

子夏的“变法经世”让儒学得以适应时代并发展，而荀子的“礼治”则融合了“法治”，就此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义”，而荀子的核心思想则是“礼”。荀子的“礼治”思想就是以礼义为主体，兼重于法，以“仁义”和“王道”来实现天下的统一。

宝鼎认为他不可能改变大秦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法治”国策，但秦王政在统一之后，把“法治”的“君权至上、中央集权”发挥到了巅峰，导致“法治”严重偏离了正常轨道，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所以他唯一要做的就是遏制“君权至上、中央集权”，而办法就是在国策中强行加入“礼治”中的某些可以被秦王政和中枢所能接受的思想，另外诸如墨家、道家、黄老之学等有利于大秦稳定和发展的思想也尽可能拿出来，去影响和干涉国策。

要实现以上目标，首先就要把具有这些不同治国理念的士人送进朝堂，或者让朝堂上三大势力中的官僚接受这些不同的治国理念。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学术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依托中原厚实的文化学术底蕴和西河、鬼谷等学派打造中土文化学术圣地，引导儒法合流，礼法统一，以此思想来影响和改造一批旧官僚，培育一批新官僚，二是官僚的选拔制度，必须坚持“以贤取才”，让更多具备“儒法合流、礼法统一”思想的士人进入官僚阶层，甚至成为新的贵族。

所以，对宝鼎这个利益集团来说，在中原创建大学府，进一步改革学府制度和完善选拔制度，才是整个谋划中的关键所在，是重中之重。

这个关键所在指向的目标就是“法治”与“礼治”合流统一，最终实现“外儒内法”，而在具体国策上的体现就是“君权至上”基础上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郡县制体现了“法治”所追求的“中央集权”，而分封制则延续了“礼治”所追求的宗法等级制度和贵族世袭特权。

宝鼎知道历史发展的轨迹，“外儒内法”的“礼治”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央集权”是大势所趋，大秦若想避免崩溃的命运，就必须走这条路，但这条路任重而道远，它有阶段性，中央集权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历史经验来看，必须要以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来过度。当然，这个过度过程中避免不了内战，然而，它终究算是一种平稳过度，不至于像原有历史一样一个庞大帝国突然间轰然倾覆。

宝鼎有远大目标，而他所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这种远见卓识，三大势力追求的是权力和利益，是分封制，是贵族世袭特权。从这一点出发，三大势力毫无例外地绝对支持宝鼎的谋划，并决心将其进行到底。

整个谋划中最重要的策略定下来了，那么军事上和财赋上的变革就顺理成章了。